橡胶、土豆、棉花…… 那些影响中国的洋作物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橡胶、红苕、土豆和棉花是外来的“洋作物”，然而，作者却从历史中抽出这四种外来洋作物，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还原它们落户中国的情形，从而编织出一张灿烂如锦的地理历史图卷；也许，更重要之处在于，通过这四条历史线索所串起的历史事实，心平气和而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温一次开放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我们会更温馨而自信。

从腾冲到盈江，公路蹿高伏低，灵动如蛇，时而旋进深山，时而坠入平坝。车窗外，阳光明媚干燥，气温如内地三四月。花了近两个时辰，跑了上百公里路，我只是为了看一株树。一株在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家族里，树龄只有110多岁的堪称年轻的树。然而，这株年轻的树，却是之一批这种落地中国的树中，历经百年风雨后的硕果仅存者。

这是一株橡胶树。中国橡胶母树。

峰回路转，当我终于来到盈江城外的凤凰山麓时，在一片起伏的橡胶林中，阳光透过树梢，地上布满零乱的光斑，我找到了那株被围起来的中国最年长的橡胶树。

那一刻，几句著名的诗蓦然涌上心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是的，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漫长历史上，尽管有过闭关锁国的蒙昧，但交流与沟通才是人间正道。在交流与沟通中，那些越境而来的洋作物，它们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长，悄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橡胶母树和它的子息

在盈江县新城乡，在与橡胶母树一峰之隔的山的另一端，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墓园。墓园前，是孙中山亲笔撰写的挽联：边寨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

这位被孙中山比作常遇春和屈原的逝者，他的名字叫刀安仁。

像是为了让人联想起刀安仁与橡胶母树的关系，在他的墓后，有一条小道通往凤凰山，循了小道走过去，就能看到那株二三十米高的中国橡胶之一树。

自元朝至民国，今天的滇西德宏一带，由十个土司分别统治，刀安仁就是十大土司之一干崖土司的第二十四代继承人。这个从出生起就注定将是一个小王国土皇帝的人，他的人生迥异于他的列祖列宗：早年，他组织抗英8年。后来，他让弟弟代掌土司，自己出游多国。在日本，他与孙中山结识并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即由他捐赠而来。辛亥革命前，刀安仁组织了腾越起义，被公推为滇西国民军都督。1913年，当他在北京去世时，年仅40岁，被民国 *** 追授上将军衔。

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地人印象中，“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冲州撞府的经历，见多识广的眼界，使他热衷于新事物，并常有将新事物引进盈江的冲动。比如，他之一个把足球带回盈江，这个边远县份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足球发展历程。至于橡胶树，更是刀安仁引进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居然与生长在热带的这种常绿植物息息相关。生活中，橡胶制品无处不在：从车轮到胶管，从雨衣到电缆，从电线到胶带，甚至包括 *** 似火的套套，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它们都由橡胶树提取而来。

大戟科的橡胶树原产美洲，它的故乡是高温高湿的亚马逊河流域。用刀割开树皮，就有白色的胶液从树干深处流出，印第安人把它称为流泪树。世界上，印第安人最早学会了利用橡胶，用它制成简单的器皿或皮球。

1876年，英国人亨利·威克姆把7万枚橡胶树种子从巴西运回英国，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温室里，7万枚种子长出了200多棵树苗。彼时的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其中位于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地处热带，适合橡胶生长。于是，这些树苗被带到了东南亚，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几十年后，其产量竟超过了原产地巴西。

1904年，年轻的刀安仁前往日本，当他路过当时还属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时，他看到了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橡胶树。对这种大名鼎鼎的热带作物，他当然早已有所耳闻。但它们能否在自己的家乡茁壮成长呢？刀安仁心里没底，但还是决定试种。他当即买了8000株树苗，托人运回老家，栽种在盈江凤凰山上。这是橡胶树漂洋过海，之一次扎根于中国土地。橡胶树的寿命约为60年，114年后的今天，8000株当年的橡胶树零落殆尽，只余下最后的这一株兀立残阳，直刺苍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胶树引种到盈江的第二年，一个叫何麟书的人把橡胶树引进到海南。海南纬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阳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适合橡胶树生长。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何麟书种下的橡胶树，仍有一部分继续存活。

橡胶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天然橡胶的原料就来自于橡胶树。天然橡胶不仅品质比合成橡胶更好，并且，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天然橡胶就是唯一。

历史上，橡胶曾经深刻影响过人类进程。二战中，各国对橡胶的需求空前增长，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为了获取东南亚的橡胶及其他资源，放弃了北上进攻苏联计划，转而南下——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以便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而扫清绊脚石。倘若不是日本对包括橡胶在内的战略资源的渴求，二战可能将是另一种走向。

上世纪50年代，新兴的共和国遭到西方封锁，橡胶在禁运之列。为此，共和国决定发展天然橡胶。在刀安仁把橡胶引种盈江和何麟书引种海南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橡胶只能种植在南北纬10度以内的赤道地带。但刀安仁和何麟书的尝试，不仅纠正了理论的谬误，也为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大面积发展橡胶提供了范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时的照片。浓眉细眼，留着那个年代很时尚的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像孙中山。这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末代土司，引种橡胶，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个偶然之举。但恰好是这个偶然之举，让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胶林。中国的橡胶工业，也从这个偶然之举起步，如同涓涓细流，终成万里长河。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川南农村度过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万只坚挺的 *** 。这本是精耕细作农业区，但在30多年前，一年里，农民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只能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饥饿的结束是农历十月左右。那时候，漫山遍野的红苕成熟了。白天，农民集体挖红苕，晚上，大凡还走得动的人都带了各种家什——箩筐、背兜、竹篓——前来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运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户户仍然固执地点燃柴火，煮一锅新鲜的红苕，一家人饱餐一顿，打着嗝扶着墙上床睡觉。这时候，鸡已经叫头遍了。

红苕的收获，意味着至少有半年不再饿肚子。尽管红苕算不上可口，并且红苕吃多了，会有烧心反酸的难受。但是，那个年代，填饱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的是，红苕这种乡间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安抚我们这些悲伤之胃的。

红苕学名甘薯，又称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从最后一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境外。所谓番，《辞海》的解释是：九州之外，谓之番国。这个红苕原产的番国，据考证，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把红苕从美洲带回欧洲。此后，大约在16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水手们又把它引种到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1608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发大水，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丁忧在乡，当他盘算种点什么作物应急时，他想起了江南还没人种过的一种洋作物，那就是红苕。这之前，他的门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给他送过。徐光启试种后，发现它的产量非常高。这位优秀的农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在人口众多的地区推广红苕，势必能养活更多人丁。特别是灾荒之年，红苕将成为救命粮。徐光启总结种植经验，写下了如今已失传的中国之一本关于红苕的专著《甘薯疏》。

徐光启是富于远见卓识的。他在写《甘薯疏》时，红苕引种到中国沿海不过10多年。红苕来到中国，根据现存史料推测，应该有几条线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区。

红苕引种史上，陈振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前往吕宋经商。吕宋，是菲律宾北部的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在那里，陈振龙之一次看到了红苕，并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了作为引种之用的红苕藤，还学会了栽种之法。这样，当他回到故乡长乐时，红苕被他种进自家地里。后来，福建因大旱导致饥荒，陈振龙的儿子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广种红苕救灾。

果然，就像徐光启试种那样，红苕既耐贫瘠，又易于管理(徐光启所谓“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雨不能侵损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红苕产量极高，“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民众，时时面临倒下成为饿殍的危险，红苕的出现，无疑雪中送炭。从此，“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后，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把红苕引种到山东和河南，陈世元的儿子陈云和陈燮再引种到河北和北京，以至于“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与陈振龙引种入境的轻松相比，另两个引种者的经历却充满艰辛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

万历八年(1580)，广东东莞人陈益与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当地酋长盛情款待。每次宴会，总有红苕上桌。陈益觉得它“味甘美”，动了把它引种回国的念头。然而，当时安南不许红苕出境。陈益悄悄贿赂酋长的仆人，才获得了苕种。就在他带着苕种匆匆踏上归途时，酋长获知了他的阴谋，发兵追捕。幸好陈益的船遇上顺风，才及时逃脱。两年后，陈益在家乡种植红苕，其后“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

另一个惊险故事也发生在安南——两相印证，也说明安南禁止红苕流出的规定是真实的。

《电白县志》说，“相传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违者罪死”。电白人林怀兰的职业是医生，他行医于中越边境时，医好了越南守关将领的病。当时，越南国王之女患病已久，守关将领把他作为名医推荐上去，林怀兰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国王赏赐林怀兰吃熟红苕，林怀兰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几口后，他把剩下的半截红苕悄悄藏在怀里带回国。就是以这半块还带着林怀兰牙印的红苕为种，红苕很快就“种遍于粤”。

红苕进入中国，除了上述的海路记载外，还有陆路从印度和缅甸进入云南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大一统的承平时代，人口数量也多徘徊在1亿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终于突破1亿；明朝时则超过了两亿。但是，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大动乱，清朝定鼎天下时，人口已只有6500万。从清初的6500万飙升到乾隆时的4.3亿，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红苕在内的洋作物引种中国，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以四川为例，原本人烟稠密的天府之国，清初，竟只有区区80万人口。清 *** 不得不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政策。随着移民进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会结出一串串甘甜块茎的红苕，以及同样来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区也能茁壮成长的玉米，在它们的滋养下，四川人口急剧增长，很快超过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种植漫山遍野的红苕和玉米。不过，红苕用来喂猪喂鸡，玉米喂猪喂鸡外，还用来酿酒。总而言之，这两种被乡人称为粗粮的东西，过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粮，今天，除了偶尔尝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类进步的见证。

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一幅作品，题为《吃土豆的人》。画面上，灯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吃晚餐，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土豆。这些吃土豆的人，他们面对简单的晚餐，眼睛里流露出渴求与感激之光。

梵高创作此画是在1885年，其时，距法国人用土豆解决北部饥荒，刚好过去一个世纪。

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山药、山芋、山药蛋和洋芋。和红苕一样，它同样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土豆也如同战利品一样被带回欧洲。不过，相当长时间里，土豆并没有走上餐桌，至多作为一种远隔重洋的新物种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风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还存在一个刚发现的新大陆。土豆咸鱼翻身，从观赏植物上升为农作物是在1772年。这一年，巴黎医学院那些严肃得像一块钢板的学者们非常严肃地宣布：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时间，和红苕大体相当，也是明清之际。

不过，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虽然有土豆之名，但因无具体说明，现在已无法断定这种被明朝人称为土豆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

据何柄棣先生考证，1650年，荷兰人斯特儒斯在台湾时，曾见到那里种有土豆。其时，台湾沦为荷兰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么，显而易见，是荷兰人最早把土豆引种到了台湾。

其后，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对土豆的之一次具体描述，它表明这种在美洲已有几千年种植史的洋作物终于登陆中国内地：“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在爱尔兰，土豆曾创造了两段堪称神话的历史。两段历史，一喜一悲：与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儿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资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间，一个爱尔兰农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喂养下，爱尔兰人口从400万激增到800万。然而，1845年，由于土豆大面积的病害进而枯萎，以土豆为生的爱尔兰人饿死将近100万，另有100万人溯了土豆的来路，从欧洲流亡美洲。

在中国，土豆同样影响了历史。今天，土豆已成为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而中国的土豆产量，高居世界之一。

土豆收获时节，在甘肃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车辆运走。地处大陆腹地的定西，气温寒凉，昼夜温差大，黄土干燥，水分涵养差，许多作物都不宜生长，独有土豆欣欣向荣。从清朝乾隆年间引种到今天，定西已成为中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支撑起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除了盐碱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长。因此，国内像定西一样，原本耕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最终几乎都是土豆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当地人的主粮。在贵州，“山地遍种，民赖以济食”；在四川，“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更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业丰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凉山、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山区，地薄天寒，山高谷深，除了土豆能够大规模种植，其他产量较高且能正常种植的作物屈指可数。因之，土豆就是这些地区农民最重要的口粮。反过来，宜于高寒山区的土豆的引种，也使得随着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从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帮助下，人类的种子播撒到了更为辽阔的远方。这些身处一隅的人，他们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就能在风中成长。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处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但在平原西北尽头的龙门山地区，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种之一。1890年，当土豆已经在沿海地区种植100多年，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也问世几十年后，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国人不远万里，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位于成都平原与龙门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镇。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后来成为整个四川天主教培训中心的下书院，顺便也为成都引种了土豆。据说，法国传教士们食用土豆时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发芽。生命力如此顽强，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周边农民的好奇，有人便带回去试种。从此，土豆在龙门山区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产之一。

衣被天下的花朵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后，作为中国棉花种植史乃至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经保定，在方观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王氏庄园的棉行。稍后，方观承以乾隆的视察为背景，把棉花种植、管理、采摘，以及纺线、织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棉种到布匹的全过程——一一绘图，并配以简明文字制成册页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读后，兴趣盎然，这位古往今来作诗最多的皇帝拈笔为每幅图都题了一首诗。方观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这本留有御笔的册页。历史上，把它称为《御题棉花图》。

中国虽然是栽桑养蚕的发祥地，棉花却不仅是舶来的，而且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棉花登场抵挡风寒之前，我们的祖先能凭藉的是丝、麻、葛。然而丝绸太贵，远非编户小民所能消费；麻和葛虽便宜，保暖性却不尽如人意。《王祯农书》曾把棉花同丝麻相比，棉花的优点一目了然：“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

《御题棉花图》册页里，不仅有乾隆的诗，还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赋》。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高大的开满红硕花朵的英雄树，而是古人对棉花的别称。这篇赋里，康熙追溯棉花的来历时说它“道伽毗而远来”。伽毗是哪里呢？有注家引《册府元龟》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国献郁金香”，但“今地无考”。

窃以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即佛陀的母国。康熙的赋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实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来的。汉朝时，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贯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萝卜、葡萄等众多中亚、南亚和西亚作物一样流布中土。

不过，尽管汉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记载，但在宋元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没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为，印度棉是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热，好光，这决定了它只能生长在广东南部等少数地区。

宋元时期，原产于欧洲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棉，从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分头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棉花衣被中国的绚烂之旅。对此，《中国棉纺织史》认为，印度棉和宋元时传入中国的草本棉属同一种作物。在欧洲，它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南方的亚洲地区，由于气温高，始终未蜕变。

之一个把棉花种植提到国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和福建设置一个新的机构：木棉提举司。按元朝惯例，对重要事务，一般都设专门的提举司负责。提举司首长级别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与木棉提举司类似的还有负责茶叶的榷茶提举司，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负责教育的儒学提举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图已从元朝的局限于长江流域扩展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南北直隶及12个布政司75个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种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及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此时，棉花已成为中国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着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农民式的精明，为大明帝国的万千子民作了条款非常多的规定。比如农民种什么，土地怎么分配，这个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里有5到10亩土地的农民，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翻番。并且，地方官必须严格监督，不按规定的要处罚。

朱元璋的这种规定透露出的最明确信息，就是此时的大明王朝还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上所产，仅供自用。诸物皆备，不必仰于商品交换。

但是，100多年后的明朝中后期，一种远道而来的植物却意外地打败了朱元璋，让太祖高皇帝的圣旨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棉花。

明清之际，棉花以空前规模在全国大面积种植，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黄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长三角的苏州府和松江府为最，能够耕种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种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种水稻。水稻种得少，粮食不够吃，就大量从邻近地区贩运而来，而农民赖以购粮的银子，就是地里年年丰收的棉花和它们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农民热衷于弃稻种棉，一个地方官洞悉了个中奥妙，那就是：“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至于卖布买米或是相应地卖米买布，不仅使朱元璋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再铁板一块，农民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化进程。

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最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庙宇。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庇护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棉花产地和工场最密集的纺织基地。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 *** 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之一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之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庙宇，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空前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人间烟火。

400多年前，当上海还是一座咸腥海风吹拂的江南小镇时，那一年，为母守孝的徐光启在他滨江的老宅里，为他的《甘薯疏》写序。他感慨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数人却固执地认为，一种作物只能生长于一个特定地方，误以为就像貉越过汶水就会冻死，桔移栽到淮北就变成枳那样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这些胶柱鼓瑟的认识截然不同，徐光启坚信，能够引种的作物是大多数，不能引种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不画地为牢，如果积极引种，那么“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饥殣”。

仿佛是为了应验徐光启的预言，踏浪而来的洋作物在中国大地上纷纷落地生根，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简单的隐喻：与时俱进既包括自身的进步，也包括对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古人的总结要言不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最能代表兰州的小吃，竟然是一盘洋芋片！

提到兰州美食，可能大多数人之一反应都是兰州的牛肉面。

但要论起兰州小吃，上过央视的金城马三洋芋片则是在本地人和外地人心中都拥有超高人气的老字号美食。

金城马三洋芋片

4毛一串的洋芋片，麻辣鲜香的滋味，就是陪伴兰州人几十年的好味道。翻一翻大家的兰州美食攻略，马三洋芋片那是必吃榜常客。

现在可好，不用坐车去兰州，金城马三洋芋片直接开到咱西安城了！不仅食材调料都是兰州直运，就连碗碟都和当地的一模一样。

01

招牌洋芋片

别看这一盘小小的洋芋片，这土豆的来历可大有说头，均选自“中国马铃薯之乡”的甘肃定西。

都说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定西土豆不仅块大，而且淀粉含量高，吃起来口感更好。

金城马三的洋芋片就选用定西土豆，靠着冷泡热煮的手法和秘制酱料，用平凡的土豆制霸兰州街头小吃几十年。

如今西安店的土豆、豆皮、香料等原材料也都是从兰州特意运过来的，保证原汁原味。

尝一口裹着麻辣红油的洋芋片，薄薄一片，口感十分爽脆，辣味够 *** ，但麻味更胜一筹，搭配的复合香料味道十分浓郁。

特意要了一个五香月牙饼，发挥一下咱陕西人的特长，把洋芋片夹到饼里，这或许也算是外地小吃的入乡随俗吧。

02

麻酱牛肚

喜欢涮牛肚的朋友可以试试金城马三家的麻酱牛肚。

牛肚的麻酱浓郁香醇，每一串都能挂上足量的汁儿，单凭这个麻酱，味道就能胜出其他家几分。

麻酱包裹着香辣的牛肚，惹的人筷子都停不下来。

03

麻辣宽粉

洋芋片解馋，但顶饱下饭还得是一碗麻辣鲜香的宽粉。

宽粉也是由定西土豆制成，吃着比普通的宽粉更加软糯顺滑，口感筋道。

不比洋芋片火热的麻辣味，这碗宽粉比起辣更多的是浓郁醇厚的香，味道据本人二十多年吃粉的经验来说，真不赖！

唯一的小遗憾就是，量稍微有点少，搭配个五香月牙饼一起吃更合适。

04

甜醅子杏皮茶

兰州人有一句顺口溜，“老人娃娃口水咽，一碗两碗能开胃，三碗四碗顶顿饭。”这说的就是甜醅子。

甜醅子吃起来颇有些醪糟的感觉，将燕麦或者青稞煮熟后晾至温热，再拌上酒曲密封发酵，就成了这道兰州经典甜食。

燕麦粒入口咬开，就能体验到爆浆的口感，酒香和麦香交融，酸酸甜甜的味道特别开胃。

杏皮茶就像是咱们的酸梅汤，也是兰州的老牌饮料了。新鲜的果杏晒干去核，再和红枣、山楂、枸杞一起熬制而成。

这一杯甜醅子杏皮茶，酸甜开胃又解辣，两种兰州特色一次性尝到，不过个人觉得味道稍微有些甜。开车的朋友注意啦，甜醅子有酒精，带回去才能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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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素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味道，就像北冰洋于北京，冰峰于西安，崂山可乐于青岛。

而生活在兰州的人们，比起冒着气泡的汽水，更多的是一瓶胡萝卜素承载着满满的回忆

让咱西安人来尝的话，小小的胡萝卜素其实就是一瓶果味饮料，入口绕了个圈带着丝丝回甘。

但对于兰州人来说，吃马三的洋芋片就得配上一瓶胡萝卜素，不然总觉得差了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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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顿兰州美食吃完，颇有些外地人来陕西吃一顿“三秦套餐”的感觉，不一样的兰州风味还是挺值得尝一尝。

可惜这次豆皮因为材料未运到故而没能尝到，只能下次一定。最近天冷店内并没有室内座位，还是打包或者外卖带回家品尝吧。

全国哪的土豆更好吃？经过对比，这6个产地最为出名，有你家乡吗

吃了这么多年的土豆，每次吃完之后，肚子就会胀气，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情，前段时间，我的岳母告诉我，吃土豆怎么可能会胀气？

当时我非常惊讶，但是，我立马恢复了理智，岳父岳母的后院里今年种植了不少的土豆，虽然个头不大，但确实已采收，他们日常生活中也在吃，难道二老不知道什么是肚子胀气的症状吗？

显然不是，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经常会和我媳妇说，凡事不可过犹不及，想起吃土豆这件事情，我可能真的太喜欢吃了，每次都多吃。

给大家说说我喜欢吃土豆这件事有多疯狂？

我喜欢吃酸辣土豆丝、五花肉烧土豆、粉蒸肉里土豆打底、干煸土豆丝、家常土豆片、牛腩炖土豆、咖喱土豆等，这些都是我经常做的，而且做的最多的还是酸辣土豆丝和五花肉烧土豆，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土豆。

吃得多了就会胀气，经过我自己的梳理，我吃土豆胀气的原因是吃多了，土豆含有大量的淀粉，可能会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产生气体，如果无法排出就会引起胃肠道胀气。

以前有多喜欢，如今就有多不喜欢，因为胀气的原因，我不太喜欢那种感受，所以，就开始刻意地不吃土豆，大约有三个多月左右，直到今天，我吃过一盘酸辣藕丁之后，我才想起这件事，因为，今天我的肠胃又有点胀气。

全国哪的土豆更好吃？经过对比，这几个产地最为出名，有你家乡吗，今天在后台看到网友这个话题，我也来给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吧。

鱼米之乡的湖北，可能在我眼中，只要是土豆都好吃，但还是在身边好多好友的推荐下，我知道了恩施小土豆的大名。

武汉是能够买到恩施小土豆的，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购买它，因为，削皮是真麻烦，恩施小土豆，个头小，削皮是件辛苦事，远不如大土豆来的简单快捷。

还有在云南昆明的街头，我吃到的烤洋芋，它们那边的土豆都叫做洋芋，吃法也简单，好似武汉这边烤红薯一般，烤熟之后，蘸点蘸料就可以开吃。

还有很多美味的土豆一下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心目中全国更好吃的土豆？

一、简单介绍一下土豆？

土豆一般都是指马铃薯，它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马铃薯又名洋山芋、洋芋头、地蛋、土豆。

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它又叫做“冬薯”，因为常在收割完秋季水稻后，在冬季种植。马铃薯块茎含有大量的淀粉，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大量的热量、且含有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马铃薯的主要生产国有：中国、俄罗斯、印度、乌克兰、美国等，不过我们国家是马铃薯总产量最多的国家。

马铃薯名字的由来？因为酷似马铃铛而得名，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河北等地叫做土豆。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16世纪初，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那时的人们还只是欣赏它的花朵美丽，把它当做装饰品。

我们国家的马铃薯主要产区在甘肃定西市、宁夏固原市、西南、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其中以西南山区的播种面积更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黑龙江省是中国更大的马铃薯种植基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甘肃省定西市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马铃薯更佳适种区之一，它已成为全国马铃薯三大产区之一和全国更大的脱毒种薯繁殖基地、全国重要的商品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工基地。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每年向全国各地提供大量的马铃薯。

二、什么样的土豆好吃？

土豆淀粉含量高、而且肉质绵软，最重要的是没有杂质，能够碾压 *** 成土豆泥、切成块能够焖炖红烧、切成片状或者丝状，能够下锅小炒，无论怎么做，味道和口感都非常的不错，但是，不同省份种植的土豆，还是会有些许差别，这里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什么样的土豆是的好吃？

1、土豆有粉糯和爽脆的区别，这是因为，土豆本身就分为这么两类，一类是口感爽脆的脆土豆、一类是口感粉糯的面土豆，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在口感。

2、在购买土豆的时候，如果色泽偏金黄色、用手按压也比较软，说明这样的土豆淀粉含量高，口感会更加粉糯一些，这就是面土豆，适合 *** 土豆泥和焖煮红烧。

3、如果在购买土豆的时候，土豆肉质偏白色，按压比较硬、体型偏大偏肥厚，则说明这是脆土豆，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含水量更足，口感也会爽脆一些，适合 *** 小炒菜、凉拌土豆丝等菜肴。

4、好吃的土豆，还是要学会分辨土豆的种类，面土豆，适合 *** 土豆泥和焖煮烧制、脆土豆适合 *** 小炒菜、凉拌土豆丝等菜肴。

三、从产区来评价，可能是北方土豆品质更好？

从产区来说进行评价，中国各大马铃薯产区分为：东北产区、华北产区、西北产区、西南产区、南方产区，要说更好吃的土豆可能是东北产区，大致介绍一下：

1、东北产区：一年一季，淀粉含量挺高的，主要包含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和吉林2省、内蒙古东部、辽宁北部和西部，是我们国家马铃薯种植、淀粉加工用薯的优势区域之一，种植面积超过1300万亩、产量超过1500万吨，4-5月份播种，9月份收获，除本地消费之外还出口至蒙古、朝鲜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以及调运到中原、华南和华北等地。

2、华北产区，山东西南部，一年两熟，包括内蒙古中西部、河北中部、山西中北部，种植面积1800万亩，产量2000万吨，除本地消费之外，大量调运到中原、华南、华中甚至西南，以及东南亚薯片薯条加工原材料和鲜薯。

3、西北产区，地位高且单产提高潜力大，包含甘肃、宁夏、陕西西北部和青海东部，这个产区的马铃薯品质优良，其中宁夏固原和甘肃定西都是典型的种植区域，定西更是有“中国薯都”的美称。除本地消费之外，大量调运到中原、华南、华东。

4、西南产区，包含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及湖北、湖南2省的西部山区、陕西的安康地区，种植面积达到4000万亩，平均亩产高达1200公斤，总产量达到5000万吨，5-8月均匀土豆上市。

5、南方产区，成熟时间最早，包含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南部、湖北湖南中部地区，平均亩产高达1400公斤，总产量高达3000万吨。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说，东北产区的土豆更好吃，而西北产区的土豆品质更好。

四、中国哪里产的土豆更好吃？

说完中国土豆的五大产区，下文，我们细分到每个省份，给大家说说我心目中哪里的土豆更好吃，分享如下：

1、甘肃定西土豆，马铃薯品质优良，甘肃定西是典型的种植区域，定西更是有“中国薯都”的美称。

2、云南楚雄的红皮土豆，个头比较小，但营养价值特别高。

3、东北大土豆，东北黑土地里的土豆，个头特别大，色泽金黄，土豆含水量较高，爽脆香甜，非常适合炒着吃。

4、湖北恩施小土豆，样子都比较怪，一口能够吃一个，柔软又耐嚼、口感柔和，非常的可口。

5、宁夏的固原土豆，品质优秀，淀粉含量高，外形较均匀一致，口感香糯。

6、山西吕梁的岚县土豆，都是长椭圆形，淡黄色，口感绵软，香糯滑润。

写到最后，还想啰嗦几句，全国哪的土豆更好吃？经过对比，这6个产地最为出名，有你家乡吗？

大家都喜欢吃薯片和薯条吧，它们的原料都是来自华北产区的，除了南方产区的土豆之外，我特别想品尝一下西北产区土豆的美味，比如：甘肃定西土豆和宁夏的固原土豆。

我们尽量做到恰如合适、通过原创图文，在文字与图片之间为您分享一道道菜肴，它们美味、漂亮、营养，您要什么样的美食，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给您！

土豆和玉米在世界的种植史

美国著名历史作家房龙曾这样概括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也是饥荒的历史。饥荒的历史要比农业的出现更为久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业或许是人类为了应对饥荒而不得已的发明，但农业也没有终结饥荒；甚至说，农业反而使饥荒的灾难更加可怕。

事实上，从狩猎采集到定居性的农业，人类更易遭到自然灾害（特别是干旱）的威胁，因为食物的储存总是有限的。农业改变了作物的基因结构，这些动植物变得在自然环境下无法生存，只能与人类相依为命。这些被人类驯化的植物的遗传基因是如此单一，以致一种新的病虫害就可能摧毁大部分收成，从而造成大规模的饥馑。农业社会的食物基础仍然是不稳定的。

中世纪欧洲因为农业条件较差，基本以低产的小麦和燕麦为主食，人口一直增长缓慢，而且战乱和饥荒连年不断。那时，饥饿对欧洲人而言并不陌生。即使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这种饥荒压力仍未有多少减弱。据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研究，法国在16世纪到19世纪间，曾发生过40次全国性的大饥荒，相当于每10年就发生不止一次；英格兰则更为频繁。仅靠农业本身，欧洲这片土地根本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1492年常常被历史学家视为现代世界史的起点，哥伦布于这一年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来毁灭他们的瘟疫，却给欧洲和亚洲带回了美洲的玉米、土豆、花生和红薯。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高产作物，使欧亚大陆的粮食产量大增，人口也随之大增——世界人口在16世纪的增长率为11.9%,17世纪为47.5%,18世纪为80.6%。

从1700年到1900年，虽然有近4000万人口移民美洲或其他地区，欧洲人口（包括俄罗斯在内）依然增长3倍多，从1.22亿增长到4.21亿。同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3倍，从1.5亿上升到4.36亿；印度人口也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9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人口也几乎翻番，从6100万发展到1.1亿，虽然奴隶贸易让非洲失去了几千万人口。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更大的人口增长出现在新大陆。1700年，美洲人口刚刚恢复到哥伦布到来之前的1200万左右，到1900年，美洲人口已经达到1.65亿，是原来的12倍还多。

土豆的拯救

土豆被哥伦布带回西班牙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入意大利和欧洲各地，很快也传入处于明朝的中国。

面对一个新物种，人们总要给它命名。土豆或许是世界上名字最多的物种之一：意大利叫它“地豆”，法国叫它“地苹果”，德国叫它“地梨”，俄国叫它“荷兰薯”；至于中国，叫法更是五花八门，如洋芋、香芋、土芋、山药蛋、洋山药、爪哇薯、馍馍蛋、薯仔等，正式的学名叫马铃薯，但土豆最为常用。

之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们接受新事物总要有一个过程。刚开始见到土豆时，欧洲人都很反感这种《圣经》上没有记载的怪异物种，人们相信小麦是高贵的和美的，而土豆则是黑暗的和丑陋的，甚至是邪恶的。正如迈克尔·波伦所描述的：“小麦是向上指，指向太阳和文明；土豆却是向下指，它是地府的，在地下看不见地长成它那些没有区别的褐色块茎，懒散地长出一些藤叶趴在地面上。”直到今天，英语中的“小土豆”（ *** all potato），仍然用来形容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大航海时代，坏血病是对船员更大的威胁，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可以防治坏血病，因此土豆很快就成为航海必备的食物，而且土豆非常容易储存，不容易变质。

据说是海盗德雷克最早将土豆带到英国，这让孤陋寡闻的法国人认为是英国人发明了这种奇怪的物种。法国人将土豆视为对其民族传统烹饪的 *** 进攻，直到100多年后，法国人仍相信这种带土的球根可引起麻风病。在瑞士，人们认为可怕的土豆会引起淋巴结核。177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把土豆送给瑞士人，以帮助他们缓解饥荒，但饥民

宁愿饿死，也不吃“有毒”的土豆。这样的事情在德国和法国也发生过。为了推广土豆，意大利 *** 甚至利用教会影响力，在弥撒中教人们种土豆。

土豆虽然不起眼，但移植到欧洲后，它比起其他农作物更易生长，产量更高，收成要比小麦和大麦高三四倍。谷类作物一般有50%部分可供人食用，而相比之下，土豆这种作物的可食用部分高达85%，更重要的是它最少只需50天就能成熟。因此它的到来恰逢其时。

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列国纷争、战火不断。战争往往伴随着饥荒，而土豆的出现，成了战争难民的救命稻草。发生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尽管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多次入侵普鲁士，并摧毁了地表上的所有农作物，但普鲁士人却靠生长在地下的土豆躲过了这场灾难。侵略者也无不为这种神奇的作物而惊叹。土豆使普鲁士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恢复过来。1778年到1779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在波西米亚发生一场“土豆战争”：双方军队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地里拼命寻找土豆，当埋在地里的土豆被彻底挖光之后，战争也就结束了。

在诸国竞争的态势下，土豆很快就被欧洲各国当作提升国力的重要对象。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农民种土豆，违者将遭到惩罚；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更甚，在1764年修改法令，规定农民必须把十五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土豆。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引进了土豆，到19世纪中期，沙皇颁发命令：农民必须大规模种土豆，并以土豆为食，土豆种得好的农民可得到奖励。因为沙皇强制农民种植土豆，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后人称之为“土豆暴动”。土豆终于伴随着枪声和血泪在俄国安家落户。若干年后，“土豆加牛肉”还成为苏联人幸福生活的象征。

土豆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当初清教徒首次移民美洲大陆，因为储存的粮食吃光，几乎被活活饿死，幸亏印第安人热心帮助，这就是“感恩节”的来由。后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因为善于种土豆，在向大陆深处拓荒时，轻易就能解决食物问题。对没有叉子和平底锅的创业者来说，土豆用水煮一下或者用火烤一下，就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因此美国人对土豆的接纳毫不迟疑。现在的美式快餐店多以薯条为主，一般也不需要刀叉之类的餐具。这对讲究餐桌礼仪的欧洲贵族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17—19世纪，欧洲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大量新增人口带来的压力，使土豆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因此土豆常常被歌颂为“拯救了欧洲的食物”。

18世纪末，英国正为饥荒所苦。在19世纪的前30年间，土豆已成为英国的主粮。1836年前，据说英国有200万人在缺面粉时都以土豆作为主食；1836年后，这些人已全部靠土豆维生。19世纪中期，光是在伦敦，每个星期就要吃掉3000吨土豆。土豆和蔗糖一起，为工业时代的工厂劳工提供了廉价而又高热量的粮食。

从现代经济史的角度来说，土豆对欧洲近现代的经济大跃进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想象。它不仅暂时缓解了持续不断的饥荒，而且使人口大量增加，从而为新兴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英国的土地不太适合种植小麦，而土豆为人口大幅度增长提供了可能。17世纪中叶，英国人口只有600万，到1900年时达到4160万，增长了近7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样的土豆高产地区，1750—1850年，人口增长了3倍，尤其是平民阶层比其他阶层增长更为迅速。接下来，人口压力又促使欧洲向海外扩张，从而重塑了现代世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土豆通过养活迅速增加的人口，使少数欧洲国家得以在1750年至1950年统治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

1776年，即中国历史上的清朝乾隆四十一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这部经济学经典巨著中，斯密评述道：

就数量而言，一块土豆田所生产的食物，不亚于一块水稻田，而远胜过一块小麦田。一公顷土豆田能生产7500公斤固态食粮，是一公顷小麦田的3倍。如果这种根茎类植物在欧洲任何地方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普通作物，就像稻米在某些稻米国家一般，因而占据与目前的小麦和其他谷类作物同等比例的耕地，那么，同样面积的耕地将供养更多的人，人口也必将会增加。

穷人的食物

“哥伦布大交换”作为一场革命，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场大规模调节和修整。在生态学家看来，这是恐龙灭绝后最重大的事件。从远古以来，被大海隔离的各个大陆沿着不同的途径独立演化，彼此差异越来越大；哥伦布的到来，让割裂的地球重新变为一体，各大陆互相融合，取长补短，自然世界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美国的大草原在17世纪时还没有一粒小麦，19世纪开始大规模种植，很快就成为全球更大的小麦产地和“世界的面包篮”；哺育了印加文明的土豆供养了孟加拉和爱尔兰，一顿孟加拉餐里若没有土豆、西红柿和辣椒，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来自美洲的向日葵在旧大陆风靡数百年，凡·高画过各种各样的向日葵，苏联更是把向日葵奉为国花，顶礼膜拜。

玛雅人创造的玉米，一举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格局。18世纪以来，那些高海拔山区因为广种玉米而形成人口密集的社区，这里不再受到土耳其精英阶层的宰制，收税的官吏根本到不了这里。由牧业转为农业后，这些富于自治色彩的社区，培育出未来的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独立政体，而罗马尼亚更成为欧洲的粮仓之一。土耳其人被逐出匈牙利后，大量新移民来到匈牙利，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以牧牛为生，而是种植玉米；到18世纪结束时，这里已经变成人口众多的玉米王国。19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崛起，也与此有关。

在法国南部，玉米的到来让那些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得到利用，约翰·洛克于1670年在此看到，“好几处都有玉米田，乡民称之为‘西班牙小麦’，并且告诉我，这是给穷人做面包吃的”。1780年的一份报告称：“没有玉米，就必须休耕；休耕就会让人饥饿困顿。任何乡间农民，只要有玉米，就能为小麦种植季节做好准备，同时还让牲口保持强壮，这是一种无法取代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玉米也是支撑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时，玉米已经在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和内陆地区广为种植；无论在跨越大洋的航行中还是在陆地上，玉米都是奴隶的一日三餐。因玉米高能量且可防止坏血症，在奴隶贸易中很难找到取代玉米的食物。从非洲到美洲的跨洋航行需要约45天，如果一条船载有250个奴隶，每人每天消耗2磅玉米，那么每条运奴船至少需要13吨玉米。考虑到贩奴船如此之多，玉米在奴隶贸易时代就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交易量更大的谷物。

进入现代之后，玉米也使欧洲白人全面殖民非洲大陆成为可能——“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短暂的成熟期、广泛的用途、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及丰富的产量，使玉米成为理想的殖民作物，在扎伊尔、肯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其他新的殖民地区，白人移民把玉米作为主要作物种植。……在土地廉价而广阔的陆地上，对于白人定居者而言，种植玉米是最合理、经济而高效的选择。”

布罗代尔曾说，假如没有玉米，玛雅人或阿兹特克人的巨大金字塔、库斯科的长城或马丘比丘的壮观奇迹都不可能存在。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玉米文化所带来的文明终归是脆弱和畸形的。

美国作为现代世界更大的玉米产地，玉米产量是中国的两三倍，尤其是五大湖以南的平原，是世界上面积更大、产量更高的玉米产区，被称为“玉米带”。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到此参观，大受 *** ，回到苏联后就发起一场“玉米运动”，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2800万公顷。由于苏联地理条件（主要是光照）差，玉米不结棒子；计划经济下，玉米种植挤掉了冬小麦等作物，导致了一场粮食危机，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粮食。此事成为赫鲁晓夫的笑柄，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苞谷棒子”。事实上，当时深受饥荒困扰的中国也将玉米和红薯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们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超级明星。而在20世纪末，朝鲜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大面积推广种植土豆。金正日提出“土豆就是大米”的号召，朝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土豆革命”。

土豆起源于美洲高海拔的安第斯山脉，这里土地贫瘠，低温，干燥，日短。土豆这种令人惊叹的生存能力和高热量、高产量，对欧洲北部的瑞典、爱尔兰、普鲁士和俄国等高寒地带来说，如同雪中送炭，种植土豆几乎不约而同地成为各国的国家策略。

虽然土豆影响甚广，但如果要找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发生在爱尔兰的土豆史。可以说，土豆彻底改写了爱尔兰的近现代史。

爱尔兰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岛国，面积不到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海南岛，但这里潮湿寒冷，冬季漫长，土地极其贫瘠，因此农业一直很落后。从17世纪起，爱尔兰就开始种植土豆。1728年，因为燕麦歉收，爱尔兰有数千人在饥荒中饿死，而不少农民却依靠储存的土豆逃过了饥荒；此后，土豆便在耕地奇缺的爱尔兰迅速扩散。

1801年，爱尔兰被英国吞并，许多中上等耕地被英国人霸占。爱尔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贫穷的佃农，他们耕种的土地不仅贫瘠，而且面积非常小，只能用来种植土豆。这样一来，土豆就成为爱尔兰人的唯一食品，欧洲人甚至因此把土豆叫作“爱尔兰苹果”，但爱尔兰人则有句自嘲的歇后语：“穷人的餐点——除了大土豆，就是小土豆。”

从食物角度来说，土豆大约四分之三是水分，四分之一是淀粉，此外还富含维生素及许多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只要有足够的土豆，爱尔兰的穷人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能保持基本的营养。土豆储存维生素C的能力，使爱尔兰消灭了长期存在的坏血症；当它与牛奶混合时，合成的土豆泥还含有维生素A和维生素D。在爱尔兰人看来，土豆是完美的食品，人们早、中、晚三餐都离不开它。

土豆的更大优势是产量。同样的土地，种植土豆比种植谷物收获更多，一个爱尔兰家庭只靠1英亩地的土豆，就可以养活6到10个孩子。一个英国人在一间茅屋里看见了一大群面色红润的孩子，便向父亲问道：“您用什么办法养育了这样健壮的孩子？”这位农民回答说：“这是上帝的恩赐，也就是土豆。”

确实，在爱尔兰人看来，土豆真是上帝专门赐给他们这些穷人的礼物。

土豆收获之后，很容易储存，随便挖个地窖即可，根本不怕潮湿。小麦需要脱粒晒干，磨成面粉才能食用，而土豆直接煮熟就能吃。很多爱尔兰家庭穷得只有一口锅，没有任何餐具和餐桌，土豆煮熟之后，他们就把锅子翻过来当桌子；他们也不需要昂贵的刀叉，用指甲就可以剥土豆皮。祖克曼在《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平民美馔》里说：“从大的层面来说，土豆能够影响人 *** 炸及饥荒等问题；从较小的层面来说，则与一般家务及人们指甲生长的长度息息相关。”在欧洲贵族看来，用手抓东西吃是不懂礼仪、没有教养的。

土豆使得爱尔兰人口迅速增加，但有一点，土豆并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富裕。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位英国观察家评论道：“土豆已经产生了数百万贫民，虽然他们有饭吃，但无衣可穿，结婚但不工作；除了盘中的土豆外，他们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

据统计，在1660年，爱尔兰约有50万人口，到1760年人口约150万，到了1841年，竟然猛增到810万；也就是说，180年中，人口增加了17倍，用“人 *** 炸”来形容毫不为过。

以《人口原理》而名垂青史的马尔萨斯，在1808年就注意到爱尔兰人口的快速增长，并预感到灾难为之不远。他说：“对一个社会来说，确实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会比爱尔兰的人口问题同时伴随着有限的维生方式更令人感到震惊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土豆，以爱尔兰的贫瘠土地和落后的农业技术，根本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谷物，来养活这么多人口。

据统计，“在农村，农业工人每天消费的土豆为6.3公斤，妇女和10岁以上的儿童大约为2.3公斤……1840年，人所消耗的土豆全年总计增加到700万吨左右”。

爱尔兰饥荒

从历史经验来说，食物的单一化，不仅带来营养问题，也暗藏着歉收的危险；在爱尔兰的土豆时代，土豆带来的巨量人口同时又放大了饥荒的灾难程度。对爱尔兰来说，真可谓成也土豆，败也土豆。

自1728年之后，爱尔兰至少发生过24次歉收，饥荒程度也是一次比一次严重。1740年，爱尔兰出现罕见的严冬，几乎将储存的土豆都冻坏了，完全依赖土豆的爱尔兰人束手无策，至少有20万到40万人饿死。之后的1780—1840年的60年间，土豆使爱尔兰人口翻了一番，达到800万。接下来，1845年一场土豆晚疫病，使爱尔兰遭到毁灭性打击，发生了一场导致100多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惨剧。专家认为，这场饥荒的源头就出自遥远的新大陆：来自秘鲁的土豆给爱尔兰人带来了更多人口，而来自秘鲁的鸟粪也带来了导致土豆绝收的“晚疫病疫霉”，最终演变成一场旷世未有的大饥荒。

1845年刚开始发生虫害时，爱尔兰200万英亩土地全部种上了土豆，尤其是在劳动力密集、人均占地不足1英亩的地方，土豆是仅有的作物。这次虫害就像14世纪遍及欧洲的黑死病那样引人瞩目。当年有一半的作物被毁，第二年所有的作物都颗粒无收；再后来两年（1847年和1848年），虫害又卷土重来。农民失去了土豆这种主要食物，开始挨饿，饥饿引起抵抗力下降，一些疾病如斑疹伤寒、坏血症随之而来。1846—1847年的冬天，严寒又加重了土豆虫害及斑疹伤寒的传染，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许多儿童因缺乏钙及维生素D而患干眼病导致失明。

失控的饥荒让整个社会濒临崩溃，饥饿的人们吃老鼠和树皮，为了食物而抢劫、殴斗，甚至杀人，或者聚众抢劫有食物的富人。各种犯罪层出不穷，唯独 *** 案案发率直线下降，因为连坏人也缺乏足够的体力。

1845年至1852年，在这7年的时间内，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除了大量饿死、病死者，还有近200万爱尔兰人因灾荒而移居海外，主要是美国。曾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和里根都是爱尔兰饥民的后裔，他们的曾祖父在那场饥荒中移民美国。

当时蒸汽轮船尚未普及，横渡大西洋的帆船在海上要漂泊月余。在装满爱尔兰饥民的“棺材船”里，人们挤在一起，没有光线，没有空气，饥寒交迫，很多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便饿死在船上，被抛入海中的死者之多，甚至被当作航标。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移民，使爱尔兰人口在二十多年间缩减了几乎50%。此后，爱尔兰的人口数量一直维持在400多万。

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1837—1910年）通过对爱尔兰大饥荒的统计观察，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当土豆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消费更多的土豆。这个现象就是著名的“吉芬反论”，也叫“吉芬之谜”，类似土豆这种商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吉芬商品”。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深层原因，是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所导致的贫困。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说：“英国统治爱尔兰后，为了满足其国内市场对牛肉的巨大需求，便将爱尔兰作为其‘牧场’。爱尔兰农民为了生存，只能用小片土地种植马铃薯糊口。”

当时英国国力为世界翘楚，而且正在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灾难发生后，英国 *** 却无动于衷，任由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哀鸿遍野，甚至对各种自发的救助也横加阻拦。英国在大饥荒期间废除了《谷物法》，占有大量爱尔兰耕地的英国地主，将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更加重了饥荒的蔓延。而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地区。实际上，“爱尔兰农民在最肥沃、最易耕种的田地上劳作，以生产英格兰所需的粮食，但他们通常只拥有一小块贫瘠的土地，用来种土豆供自家人维生。简言之，英格兰人之所以能够继续吃面包，完全是因为爱尔兰人在吃土豆。通过供养爱尔兰的农场工人，土豆助长了最初数十年的英国工业革命”。

不过，爱尔兰饥荒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罪行。濒临温饱线的社会极其脆弱，尤其是当农业严重依赖单一物种时，往往最容易引发极大的生存风险。爱尔兰的土豆晚疫病传到欧洲各地，整整两年时间，全欧洲都没有了土豆的踪迹。到了1867—1868年，比利时和芬兰也发生了类似的土豆大饥荒。

浪漫的法国人常说，爱情和土豆一样珍贵。爱尔兰有句俗话：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土豆。不幸的是，现在看来，土豆真的跟爱尔兰人开了一场致命的玩笑。对爱尔兰人来说，土豆无疑是一个醒目乃至刺眼的字眼，它不仅改写了爱尔兰的历史，也因此改写了英国和美国的历史。

与贵族化的英国不同，美国文化极富平民精神，这极其典型地体现为麦当劳和乐事的成功，它们完全依靠炸薯条和炸薯片完成了土豆的全球化。这两种土豆食品具有可口和高热量的特点，可以迅速为人体提供能量，大大节约了准备食物和就餐的时间，非常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当劳和乐事已经使土豆成为现代文化的一种象征；也可以夸张一点说，没有土豆，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马铃薯居然会因瘟疫而影响到世界的餐桌

?在我们的欧罗巴美食巡旅系列里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菜肴里都会有土豆，可作主食、菜肴或小吃，可炖、烤、炸、蒸、炒，可切块、切条、切片或研成泥......

土豆，学名马铃薯，欧洲人说它像大颗的豆子，并且埋在地下，所以叫它土豆。土豆是整棵植株埋在地下的块茎部分，营养丰富，所以人们仅靠食用土豆就能生存下来。欧洲全境种植土豆，这种植物的适应能力令人惊讶，它能适应各种气候，可以在各种海拔高度的土地上栽培，而且比任何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产量都高。

土豆这看似平平常常家家户户都吃的食物，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改变。从原产地秘鲁的印加帝国的崛起，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战争，再到19世纪爱尔兰可怕的饥荒，都有它的印迹。

印加的兴亡

看到土豆的祖先野生物种，应该不会有人把它当作食物。野生土豆的块茎又小又苦，作为茄科植物它应该是有毒的，必须先把毒拔掉才能吃。至于这种植物最初是如何驯化栽培、如何改良品种、去除毒性,不是很清楚。但据最近的DNA研究,更先品种化栽培的是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秘鲁和智利一带，安第斯山脉3800米之上的的的喀喀湖区可能是最早土豆被栽培出来的地方。在那里，经过了几代的选育，植株毒性逐渐减少。

印加人最初居住在安第斯山中，土豆最初种植在相邻的西北地区。15世纪初，他们开始以首都库斯科周边地区为中心进行扩张。这一带海拔很高，无法培育南美人的主食玉米。因此，土豆等能够承受这种环境的作物就成了印加的农业基础。跟玉米那样的主要作物相比,土豆的营养价值高,这也是印加支配这个地区的理由之一。多亏了土豆，印加人口比邻国大大增加，才能够支撑更大的军队,在这方面处于优势。

一般认为，印加帝国的始创于1438年，创建人帕查库特克(意为“改变世界的人”)就位后展开了军事远征。这次远征持续了40年，最终印加帝国不仅占领了整个安第斯山脉，还占领了南美西部沿海地区，包括从现在的智利中部到哥伦比亚一带。

印加统治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向被征服的民族征收税金，动员他们开展公共事业。广阔的公路网建设也是其中之一，建成的公路网被用于帝国统治和农产品运输。印加还开始建造庞大的建筑物，其中的一部分至今还留在库斯科西北山上的马丘比丘遗迹，向世人展示着印加工匠们的高超的砌石技术。

加帝国在短时间内崛起，但没能持续多久便灭亡了。1532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名手下和27匹马在厄瓜多尔登陆。他以前也曾率领小规模的探险队来到过这一地区，这次来的目的是帮助西班牙国王征服印加帝国，将这个地区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皮萨罗一行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军事技术方面却远胜于印加人。印加帝国由于内战不断，内战引起帝国内部分裂，政局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部分人对印加统治者的管辖感到不满，皮萨罗决定与这些人联手。

1532年7月，阿塔瓦尔帕邀请皮萨罗参加会谈，皮萨罗要求印加接受西班牙的统治，改信基督教，并幽禁了阿塔瓦尔帕。第二年，尽管印加人用黄金和白银支付了巨额赎金，但西班牙人还是将阿塔瓦尔帕处死。印加帝国在此后还存在着一段时间，但由于之前西班牙人无意中将天花等传染病传入南美大陆，传染病继而夺去了更多的生命。另一方面，因为宣传印加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不断有西班牙人移居到这里。西班牙人掠夺了安第斯山中的印加金矿和银矿，强迫当地人劳动，而在海拔高的山中栽培的土豆就成了当地人的粮食。

但是，除了土豆成为向矿工提供的粮食之外，在安第斯地区使用的印加式农业几乎被西班牙人所忽视。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人在殖民南美的时候带来的动物和农作物。至于土豆，在1570年左右被西班牙人带回了西班牙，最初好像是在卡纳利亚群岛进行栽培，此后从西班牙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土豆虽然营养价值高，但那个时候的土豆并不是为了人类食用而栽培的，主要用于喂养家畜和 *** 药物。

纽伦堡的瓦西里乌斯·贝斯勒于1613年编著《艾希休特庭园植物志》，里面的土豆植株画，当时标注的名称是Papas Peruanorum，现在的学名是Solanum tuberosum。

土豆和战争

虽然土豆到了欧洲几乎被无视，但在向军队提供廉价粮食方面却是例外。从17世纪到18世纪，以频繁发生战争和混乱为契机，土豆种植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先说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的新教诸国和天主教诸国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从历史上看，这是在欧洲大陆栽培土豆之前爆发的最后一次战争。这场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随着各国的不断发展，最终演变成欧洲国家大混战，与其说是单纯的宗教战争，不如说是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对立。于是，中欧全境内，两个阵营的军队都被摧残了。这样的军队，为了给士兵吃，随手就把作物拿起来，为了不让食物落入敌人手中，把地里的庄稼都捣毁了。终于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不久，饥饿和疾病袭来，法律和秩序几乎完全崩溃。但是，之后的战争的破坏性，毁坏程度不及之前的战争，对普通居民的影响也没有以前那么大。这是因为土豆开始栽培了，很多人预测会发生战争，就开始种植土豆。战争接连不断，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西班牙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仅仅大型的战争就有这么多。如果土豆不仅成为普通市民的粮食，而且还成了军队的粮食，那么在军队开展工作的农村地区，就不太可能征收粮食了。

1778年，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各国与奥地利对立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因战争时双方都在忙着在波希米亚收获土豆，所以这场战争又叫做土豆战争。关于名字的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因为两个阵营的士兵不是拿着武器交战，而是互相投掷土豆。总之,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进行过大的作战行动，双方满足于相互对峙。作为战争开端的腓特烈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的争论，虽然两者都以占领巴伐利亚的领土为目标,但最终还是通过谈判解决了。如今，如果说这场小小的战争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奥地利和新兴国家普鲁士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埋下种子。之后普鲁士在19世纪变得更加有存在感，1871年德国统一时，普鲁士成为了统治者，奥地利被排除在外。

居住在安第斯山脉高地的印加等民族，曾将土豆冷冻干燥保存。分为两种：黑色的和白色的土豆块。黑色的做法是，晚上把土豆暴露在零下的气温里，白天放在阳光下晒。这样一来，土豆就会变黑。然后，用脚踩土豆把水分榨干，再重复前面一个步骤，直到变成干扁的土豆块。白色的也是同样的做法，但会去掉黑色的部分，之后通常会磨成粉来保存。

经过长期的战争，随着在欧洲全土种植土豆的人不断增加，土豆隐藏的优点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处于所谓小冰期的时期，即1650年代到1850年代的北半球寒冷期更是如此。在这期间，一到冬天，泰晤士河就被冰覆盖，比大部分谷物更耐霜的土豆种植开始普及之前，整个欧洲都陷入了严重的粮食不足危机。据说，欧洲开始以土豆为主食，是18世纪到19世纪，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如果考虑到前文提及的类似种植的农业技术的进步，就更应该这么说了。在英国，土豆支撑着工业革命时期不断流入城市、不断增加的工厂工人，爱尔兰也因为土豆而人口激增。

但是，几乎看不到工业化的爱尔兰，在土豆收成下降的时候，就只能等待着悲剧的到来。

大饥荒

爱尔兰始于1845年的饥荒在爱尔兰语中是“an Gorta Mor”，也就是大饥荒。这场饥荒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爱尔兰的历史，而且至今仍是争论的焦点。有两个论点，一个说法是，从欧洲大陆扩散过来的“土豆瘟疫”突然蔓延，爱尔兰的土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另一个论点就比较极端，认为英国 *** 想趁此危机消灭爱尔兰西部的天主教文化。

实际上，两种极端论之间没必要争论，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惨案。至少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包括伤寒在内的传染病已经蔓延到了生活在绝望的环境中的人们身上，另外还有100万人移居国外。他们大多前往英格兰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在那里形成了庞大的爱尔兰人社区。还有人走得更远，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美国。为了摆脱饥饿，人们乘坐所谓的“帆船”横渡大西洋，从而改变了目的地的历史。19世纪80年代，纽约和波士顿的四分之一人口是爱尔兰人或其后代。现在，爱尔兰裔美国人的人口是爱尔兰人口的10倍。

爱尔兰是欧洲最早引进土豆的国家。土豆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在不适合谷物栽培的环境中也能生长，因此土豆栽培得以普及。特别是居住在西海岸的人们种植得多，这里大部分居民都很贫困，只拥有小规模的农地。随着土豆种植的增加，人口也随之剧增，1600年的时候约有100万人，1800年达到400万人，1845年达到850万人。在传统的继承 *** 中，农地是由子女们分割的，因此，每个家庭可以使用的农地面积在逐渐减少。而且，实际上很多土地都是不在当地的地主所有，自己住在英格兰，委托雇佣的 *** 人管理爱尔兰的土地。贫困的人们不但没有得到工资，反而要靠劳动来支付住屋和田地的租金，只能在越来越小的地方种些庄稼，过着艰苦的生活。

这是1849年《伦敦新闻报》刊登的插图，为了告诉人们，爱尔兰的人们正在拼命寻找食物。

耕地的大小是人们依赖土豆的原因，在极其狭窄的土地上，能够支撑家人生活的主要作物只有土豆。19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种植一种叫 *** 尔兰兰珀的土豆。这个品种在爱尔兰西部湿度高的环境下也能很好地生长，缺点是对疾病的抵抗力非常弱。另外，当时土豆的栽培方式是，培育之前收获的种子土豆，然后再进行下一次收获。因此，在爱尔兰栽培的大部分土豆几乎没有遗传多样性，一旦发生疾病，在大范围内的作物都有可能生病。

直到现在，晚疫病仍然是最严重的与土豆有关的疾病，似乎是从北美传到欧洲的，可能是附在从美国进口到比利时的种薯上吧。1845年初夏，这场土豆瘟疫开始在北欧作物中蔓延，8月份蔓延到了英格兰，9月，爱尔兰首次出现发病报告。这种致病疫霉，学名Phytophthora infestans，是一种类似真菌的微生物，它的孢子可以在空气中扩散，造成马铃薯晚疫病。感染了这种病菌的马铃薯，首先叶子上会出现病斑，并且很快就会蔓延到整棵植株，埋在泥土里的块茎也会腐烂。

现在，这个病只能靠预防来控制，一旦发病就几乎无可挽救，因为病发不是那么明显，扩散又非常迅速，即使只发现了一棵病株，它很有可能已经扩散到其它的土豆了。温暖和潮湿是疫病容易扩散的条件，人们有时还会在植株表面喷洒杀菌剂，以阻止病菌孢子的依附。

然而1845年的欧洲还没有抵御疫病的 *** ，农作物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粮食严重不足，大部分人选择种植其他农作物，也有富裕的人购买食物。但在爱尔兰西部，情况非常糟糕，穷人的主食是土豆，猪饲料也是土豆。1845年，三分之一的土豆枯死，第二年随着灾情的恶化，四分之三的土豆被毁。

在爱尔兰，有300多万人完全依赖土豆，不仅因为土豆的歉收而贫困，还因为付不起租金而被地主霸占土地。情况越来越恶化，英国 *** 终于开始采取应对行动时，却又太晚了。因此，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米切尔在饥荒结束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即使万能的神送来了马铃薯瘟疫，但造成这场大饥荒的是英格兰人。”在很多人面临绝望的情况下， *** 无动于衷。还有一个很糟糕的现象，五年大饥荒期间，爱尔兰没有停止过向英格兰输出谷物和家畜等农产品。饥荒重灾区为什么还能有农产品出口呢？因为西海岸饥寒交迫的人们买不起粮食。 *** 所采取的救济措施，也只是把极度贫困者收容到济贫院，开展一些毫无意义的公共事业而已。于是，人们因为这些没有什么帮助的救济而被赶出家门，被收回土地。结果就是， *** 所做的事情不仅没有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现在无法证明当时 *** 所做的事情是否属实，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在饥荒开始的时候就有杀人的意图。然而,在当时整个爱尔兰都隶属于英国,英国人的冷淡忽视了人的生命,大饥荒最终的结果，给以后英国和爱尔兰的造成了长期的阴影。再加上爱尔兰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性庞大的爱尔兰裔社区,最终点燃了共和主义运动。

这是一道在爱尔兰人心中很有份量的爱尔兰料理科尔卡农——土豆卷心菜泥。

用土豆泥、甘蓝、牛奶、黄油和切成薄片的绿洋葱做成，再混合煮好的培根和黄油调味汁。很多爱尔兰人家自己种菜，甚至自己养猪，这道料理就是用随处可见的家庭种植的材料 *** 的传统晚餐。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多使用容易买到的海带来代替培根，后来这种美国式的料理被反进口到爱尔兰，被认为是典型的爱尔兰料理。

如今，马铃薯已经遍布全球，有数不清的品种。欧美人们以土豆做主食，亚洲人把马铃薯归为杂粮，即使是平日里不爱吃马铃薯的小朋友，也不会抗拒做成零食的薯条、薯片，并且马铃薯还具有药用价值。它曾经影响着世界历史，现在则从方方面面参与着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马铃薯被称为“恶魔植物”？

说起土豆大家都不陌生，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最常见的都是炒土豆丝、炸土豆、薯片，但很多人不知道土豆之前可没人敢吃。你知道为什么吗？

马铃薯被称为“恶魔植物”，这个称号的由来，是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传说。当时，马铃薯这种根茎作物，被引进到欧洲，作为食物和饲料使用。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关于马铃薯的知识，人们开始创造各种神话和传说，把马铃薯和“魔鬼”联系在一起，致使它一度被视为是“邪恶”的象征。

在当时的欧洲，许多人认为，马铃薯长在地下，被视为是与撒旦相关的邪恶植物。一些流传至今的传说，描绘了这种植物的危险性和可怕性。比如，有人说马铃薯是九头蛇的眼球，植物的地下部分像是坟墓，因此会给人带来厄运和不幸。还有人说，马铃薯会引发癫痫和白血病等疾病，甚至导致人们的漂亮外貌变丑。

在马铃薯被引进到欧洲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出现各种关于马铃薯的神话和传说。这些传说往往是基于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和对于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性。其中更流行的一个神话便是把马铃薯与邪恶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恶魔的象征。这个称号的由来，与许多人对马铃薯缺乏了解和知识有关。

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对马铃薯的形态和生长环境不了解，而且它长在地下，甚至没有像其他常见作物那样的绿叶。这些特点让人们觉得它很神秘，甚至有些可怕。此外，马铃薯也容易分泌出一些有毒物质，比如龙葵碱，这些物质可以使人中毒甚至导致死亡。加上一些人猪八戒吃瓜薯的传说，更让人们觉得它是“邪恶”的象征。

《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了以种子繁殖的植物，但是，马铃薯用块茎而不是用种子繁殖。对于欧洲人来说，以块茎繁殖的马铃薯就是一种“异端”。没被写进《圣经》的植物就是“恶魔”，于是马铃薯还跟女巫和巫术联系到了一起。

马铃薯的历史和营养价值，以及经济价值，都反映出了这种食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尽管18世纪时马铃薯曾被称为“恶魔植物”，但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有益之处。如今，马铃薯已经成为全球排名前十的农作物之一，被广泛种植、食用和加工。马铃薯的价值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得到了证明，它的命运也反映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变迁。

狼牙土豆的“传说”

刚才和孩子一起在看视频，看到乌拉拉吃狼牙土豆，孩子就问我，为什么叫狼牙土豆？我说：这个问题，有个传说的

（忽悠老爸上线了）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个靠卖薯条为生的人，（注意！我说的不是麦当劳叔叔）

（其实他是这样的

）他从小养了只狼，这狼，因为家境贫寒，这狼就和一般的狗吃的差不多，就吃家里的残羹剩菜，很少粘荤腥

这天这人中午亲戚家有事，就急急忙忙的走了，光忙着锁门，忘记给狼留吃的了，走了2天才回来，开门急忙找狼，发现狼到是没跑，在厨房门口卧着，奄奄一息的

就松了口气，然后就纳闷这狼这两天吃什么啊？进厨房一看，我靠，

能吃的都被吃完了，就连做生意的那袋子土豆都被啃的剩的不多了 ，没办法，又不能扔了，只好把能用的包括被咬剩下的都切了，还别说，被咬过的，切出来，有别样的美感，这人就开始炸了开卖，结果许多人都要吃被狼咬过的，说是虽然味道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更爱有个性的，从此十里八乡的人都开始仿冒这人的薯条，却怎么也切不出那种花样。殊不知只有狼咬过的才能产出那种花样，后面消息走漏人们为了区分他和别的薯条的名称，就叫狼牙土豆<流泪>

（妈呀，累死我了，一口气编下来的）。后续～儿子：爸爸现在卖薯条的都养着狼吗？

我：因为狼慢慢成了保护动物，不能再随便养狼了，人们仿照狼牙的走向发明了

所以现代人，是聪明的，群众的力量无穷的。加油！（这年头，没点知识，连爹都当也要做个有水平的老爸）

橡胶、土豆、棉花…… 那些影响中国的洋作物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橡胶、红苕、土豆和棉花是外来的“洋作物”，然而，作者却从历史中抽出这四种外来洋作物，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还原它们落户中国的情形，从而编织出一张灿烂如锦的地理历史图卷；也许，更重要之处在于，通过这四条历史线索所串起的历史事实，心平气和而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温一次开放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我们会更温馨而自信。

从腾冲到盈江，公路蹿高伏低，灵动如蛇，时而旋进深山，时而坠入平坝。车窗外，阳光明媚干燥，气温如内地三四月。花了近两个时辰，跑了上百公里路，我只是为了看一株树。一株在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家族里，树龄只有110多岁的堪称年轻的树。然而，这株年轻的树，却是之一批这种落地中国的树中，历经百年风雨后的硕果仅存者。

这是一株橡胶树。中国橡胶母树。

峰回路转，当我终于来到盈江城外的凤凰山麓时，在一片起伏的橡胶林中，阳光透过树梢，地上布满零乱的光斑，我找到了那株被围起来的中国最年长的橡胶树。

那一刻，几句著名的诗蓦然涌上心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是的，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漫长历史上，尽管有过闭关锁国的蒙昧，但交流与沟通才是人间正道。在交流与沟通中，那些越境而来的洋作物，它们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长，悄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橡胶母树和它的子息

在盈江县新城乡，在与橡胶母树一峰之隔的山的另一端，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墓园。墓园前，是孙中山亲笔撰写的挽联：边寨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

这位被孙中山比作常遇春和屈原的逝者，他的名字叫刀安仁。

像是为了让人联想起刀安仁与橡胶母树的关系，在他的墓后，有一条小道通往凤凰山，循了小道走过去，就能看到那株二三十米高的中国橡胶之一树。

自元朝至民国，今天的滇西德宏一带，由十个土司分别统治，刀安仁就是十大土司之一干崖土司的第二十四代继承人。这个从出生起就注定将是一个小王国土皇帝的人，他的人生迥异于他的列祖列宗：早年，他组织抗英8年。后来，他让弟弟代掌土司，自己出游多国。在日本，他与孙中山结识并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即由他捐赠而来。辛亥革命前，刀安仁组织了腾越起义，被公推为滇西国民军都督。1913年，当他在北京去世时，年仅40岁，被民国 *** 追授上将军衔。

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地人印象中，“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冲州撞府的经历，见多识广的眼界，使他热衷于新事物，并常有将新事物引进盈江的冲动。比如，他之一个把足球带回盈江，这个边远县份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足球发展历程。至于橡胶树，更是刀安仁引进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居然与生长在热带的这种常绿植物息息相关。生活中，橡胶制品无处不在：从车轮到胶管，从雨衣到电缆，从电线到胶带，甚至包括 *** 似火的套套，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它们都由橡胶树提取而来。

大戟科的橡胶树原产美洲，它的故乡是高温高湿的亚马逊河流域。用刀割开树皮，就有白色的胶液从树干深处流出，印第安人把它称为流泪树。世界上，印第安人最早学会了利用橡胶，用它制成简单的器皿或皮球。

1876年，英国人亨利·威克姆把7万枚橡胶树种子从巴西运回英国，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温室里，7万枚种子长出了200多棵树苗。彼时的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其中位于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地处热带，适合橡胶生长。于是，这些树苗被带到了东南亚，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几十年后，其产量竟超过了原产地巴西。

1904年，年轻的刀安仁前往日本，当他路过当时还属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时，他看到了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橡胶树。对这种大名鼎鼎的热带作物，他当然早已有所耳闻。但它们能否在自己的家乡茁壮成长呢？刀安仁心里没底，但还是决定试种。他当即买了8000株树苗，托人运回老家，栽种在盈江凤凰山上。这是橡胶树漂洋过海，之一次扎根于中国土地。橡胶树的寿命约为60年，114年后的今天，8000株当年的橡胶树零落殆尽，只余下最后的这一株兀立残阳，直刺苍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胶树引种到盈江的第二年，一个叫何麟书的人把橡胶树引进到海南。海南纬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阳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适合橡胶树生长。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何麟书种下的橡胶树，仍有一部分继续存活。

橡胶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天然橡胶的原料就来自于橡胶树。天然橡胶不仅品质比合成橡胶更好，并且，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天然橡胶就是唯一。

历史上，橡胶曾经深刻影响过人类进程。二战中，各国对橡胶的需求空前增长，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为了获取东南亚的橡胶及其他资源，放弃了北上进攻苏联计划，转而南下——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以便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而扫清绊脚石。倘若不是日本对包括橡胶在内的战略资源的渴求，二战可能将是另一种走向。

上世纪50年代，新兴的共和国遭到西方封锁，橡胶在禁运之列。为此，共和国决定发展天然橡胶。在刀安仁把橡胶引种盈江和何麟书引种海南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橡胶只能种植在南北纬10度以内的赤道地带。但刀安仁和何麟书的尝试，不仅纠正了理论的谬误，也为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大面积发展橡胶提供了范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时的照片。浓眉细眼，留着那个年代很时尚的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像孙中山。这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末代土司，引种橡胶，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个偶然之举。但恰好是这个偶然之举，让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胶林。中国的橡胶工业，也从这个偶然之举起步，如同涓涓细流，终成万里长河。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川南农村度过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万只坚挺的 *** 。这本是精耕细作农业区，但在30多年前，一年里，农民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只能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饥饿的结束是农历十月左右。那时候，漫山遍野的红苕成熟了。白天，农民集体挖红苕，晚上，大凡还走得动的人都带了各种家什——箩筐、背兜、竹篓——前来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运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户户仍然固执地点燃柴火，煮一锅新鲜的红苕，一家人饱餐一顿，打着嗝扶着墙上床睡觉。这时候，鸡已经叫头遍了。

红苕的收获，意味着至少有半年不再饿肚子。尽管红苕算不上可口，并且红苕吃多了，会有烧心反酸的难受。但是，那个年代，填饱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的是，红苕这种乡间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安抚我们这些悲伤之胃的。

红苕学名甘薯，又称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从最后一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境外。所谓番，《辞海》的解释是：九州之外，谓之番国。这个红苕原产的番国，据考证，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把红苕从美洲带回欧洲。此后，大约在16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水手们又把它引种到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1608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发大水，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丁忧在乡，当他盘算种点什么作物应急时，他想起了江南还没人种过的一种洋作物，那就是红苕。这之前，他的门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给他送过。徐光启试种后，发现它的产量非常高。这位优秀的农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在人口众多的地区推广红苕，势必能养活更多人丁。特别是灾荒之年，红苕将成为救命粮。徐光启总结种植经验，写下了如今已失传的中国之一本关于红苕的专著《甘薯疏》。

徐光启是富于远见卓识的。他在写《甘薯疏》时，红苕引种到中国沿海不过10多年。红苕来到中国，根据现存史料推测，应该有几条线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区。

红苕引种史上，陈振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前往吕宋经商。吕宋，是菲律宾北部的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在那里，陈振龙之一次看到了红苕，并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了作为引种之用的红苕藤，还学会了栽种之法。这样，当他回到故乡长乐时，红苕被他种进自家地里。后来，福建因大旱导致饥荒，陈振龙的儿子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广种红苕救灾。

果然，就像徐光启试种那样，红苕既耐贫瘠，又易于管理(徐光启所谓“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雨不能侵损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红苕产量极高，“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民众，时时面临倒下成为饿殍的危险，红苕的出现，无疑雪中送炭。从此，“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后，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把红苕引种到山东和河南，陈世元的儿子陈云和陈燮再引种到河北和北京，以至于“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与陈振龙引种入境的轻松相比，另两个引种者的经历却充满艰辛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

万历八年(1580)，广东东莞人陈益与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当地酋长盛情款待。每次宴会，总有红苕上桌。陈益觉得它“味甘美”，动了把它引种回国的念头。然而，当时安南不许红苕出境。陈益悄悄贿赂酋长的仆人，才获得了苕种。就在他带着苕种匆匆踏上归途时，酋长获知了他的阴谋，发兵追捕。幸好陈益的船遇上顺风，才及时逃脱。两年后，陈益在家乡种植红苕，其后“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

另一个惊险故事也发生在安南——两相印证，也说明安南禁止红苕流出的规定是真实的。

《电白县志》说，“相传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违者罪死”。电白人林怀兰的职业是医生，他行医于中越边境时，医好了越南守关将领的病。当时，越南国王之女患病已久，守关将领把他作为名医推荐上去，林怀兰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国王赏赐林怀兰吃熟红苕，林怀兰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几口后，他把剩下的半截红苕悄悄藏在怀里带回国。就是以这半块还带着林怀兰牙印的红苕为种，红苕很快就“种遍于粤”。

红苕进入中国，除了上述的海路记载外，还有陆路从印度和缅甸进入云南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大一统的承平时代，人口数量也多徘徊在1亿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终于突破1亿；明朝时则超过了两亿。但是，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大动乱，清朝定鼎天下时，人口已只有6500万。从清初的6500万飙升到乾隆时的4.3亿，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红苕在内的洋作物引种中国，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以四川为例，原本人烟稠密的天府之国，清初，竟只有区区80万人口。清 *** 不得不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政策。随着移民进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会结出一串串甘甜块茎的红苕，以及同样来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区也能茁壮成长的玉米，在它们的滋养下，四川人口急剧增长，很快超过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种植漫山遍野的红苕和玉米。不过，红苕用来喂猪喂鸡，玉米喂猪喂鸡外，还用来酿酒。总而言之，这两种被乡人称为粗粮的东西，过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粮，今天，除了偶尔尝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类进步的见证。

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一幅作品，题为《吃土豆的人》。画面上，灯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吃晚餐，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土豆。这些吃土豆的人，他们面对简单的晚餐，眼睛里流露出渴求与感激之光。

梵高创作此画是在1885年，其时，距法国人用土豆解决北部饥荒，刚好过去一个世纪。

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山药、山芋、山药蛋和洋芋。和红苕一样，它同样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土豆也如同战利品一样被带回欧洲。不过，相当长时间里，土豆并没有走上餐桌，至多作为一种远隔重洋的新物种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风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还存在一个刚发现的新大陆。土豆咸鱼翻身，从观赏植物上升为农作物是在1772年。这一年，巴黎医学院那些严肃得像一块钢板的学者们非常严肃地宣布：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时间，和红苕大体相当，也是明清之际。

不过，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虽然有土豆之名，但因无具体说明，现在已无法断定这种被明朝人称为土豆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

据何柄棣先生考证，1650年，荷兰人斯特儒斯在台湾时，曾见到那里种有土豆。其时，台湾沦为荷兰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么，显而易见，是荷兰人最早把土豆引种到了台湾。

其后，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对土豆的之一次具体描述，它表明这种在美洲已有几千年种植史的洋作物终于登陆中国内地：“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在爱尔兰，土豆曾创造了两段堪称神话的历史。两段历史，一喜一悲：与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儿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资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间，一个爱尔兰农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喂养下，爱尔兰人口从400万激增到800万。然而，1845年，由于土豆大面积的病害进而枯萎，以土豆为生的爱尔兰人饿死将近100万，另有100万人溯了土豆的来路，从欧洲流亡美洲。

在中国，土豆同样影响了历史。今天，土豆已成为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而中国的土豆产量，高居世界之一。

土豆收获时节，在甘肃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车辆运走。地处大陆腹地的定西，气温寒凉，昼夜温差大，黄土干燥，水分涵养差，许多作物都不宜生长，独有土豆欣欣向荣。从清朝乾隆年间引种到今天，定西已成为中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支撑起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除了盐碱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长。因此，国内像定西一样，原本耕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最终几乎都是土豆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当地人的主粮。在贵州，“山地遍种，民赖以济食”；在四川，“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更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业丰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凉山、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山区，地薄天寒，山高谷深，除了土豆能够大规模种植，其他产量较高且能正常种植的作物屈指可数。因之，土豆就是这些地区农民最重要的口粮。反过来，宜于高寒山区的土豆的引种，也使得随着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从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帮助下，人类的种子播撒到了更为辽阔的远方。这些身处一隅的人，他们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就能在风中成长。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处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但在平原西北尽头的龙门山地区，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种之一。1890年，当土豆已经在沿海地区种植100多年，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也问世几十年后，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国人不远万里，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位于成都平原与龙门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镇。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后来成为整个四川天主教培训中心的下书院，顺便也为成都引种了土豆。据说，法国传教士们食用土豆时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发芽。生命力如此顽强，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周边农民的好奇，有人便带回去试种。从此，土豆在龙门山区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产之一。

衣被天下的花朵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后，作为中国棉花种植史乃至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经保定，在方观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王氏庄园的棉行。稍后，方观承以乾隆的视察为背景，把棉花种植、管理、采摘，以及纺线、织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棉种到布匹的全过程——一一绘图，并配以简明文字制成册页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读后，兴趣盎然，这位古往今来作诗最多的皇帝拈笔为每幅图都题了一首诗。方观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这本留有御笔的册页。历史上，把它称为《御题棉花图》。

中国虽然是栽桑养蚕的发祥地，棉花却不仅是舶来的，而且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棉花登场抵挡风寒之前，我们的祖先能凭藉的是丝、麻、葛。然而丝绸太贵，远非编户小民所能消费；麻和葛虽便宜，保暖性却不尽如人意。《王祯农书》曾把棉花同丝麻相比，棉花的优点一目了然：“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

《御题棉花图》册页里，不仅有乾隆的诗，还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赋》。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高大的开满红硕花朵的英雄树，而是古人对棉花的别称。这篇赋里，康熙追溯棉花的来历时说它“道伽毗而远来”。伽毗是哪里呢？有注家引《册府元龟》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国献郁金香”，但“今地无考”。

窃以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即佛陀的母国。康熙的赋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实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来的。汉朝时，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贯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萝卜、葡萄等众多中亚、南亚和西亚作物一样流布中土。

不过，尽管汉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记载，但在宋元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没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为，印度棉是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热，好光，这决定了它只能生长在广东南部等少数地区。

宋元时期，原产于欧洲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棉，从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分头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棉花衣被中国的绚烂之旅。对此，《中国棉纺织史》认为，印度棉和宋元时传入中国的草本棉属同一种作物。在欧洲，它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南方的亚洲地区，由于气温高，始终未蜕变。

之一个把棉花种植提到国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和福建设置一个新的机构：木棉提举司。按元朝惯例，对重要事务，一般都设专门的提举司负责。提举司首长级别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与木棉提举司类似的还有负责茶叶的榷茶提举司，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负责教育的儒学提举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图已从元朝的局限于长江流域扩展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南北直隶及12个布政司75个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种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及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此时，棉花已成为中国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着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农民式的精明，为大明帝国的万千子民作了条款非常多的规定。比如农民种什么，土地怎么分配，这个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里有5到10亩土地的农民，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翻番。并且，地方官必须严格监督，不按规定的要处罚。

朱元璋的这种规定透露出的最明确信息，就是此时的大明王朝还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上所产，仅供自用。诸物皆备，不必仰于商品交换。

但是，100多年后的明朝中后期，一种远道而来的植物却意外地打败了朱元璋，让太祖高皇帝的圣旨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棉花。

明清之际，棉花以空前规模在全国大面积种植，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黄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长三角的苏州府和松江府为最，能够耕种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种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种水稻。水稻种得少，粮食不够吃，就大量从邻近地区贩运而来，而农民赖以购粮的银子，就是地里年年丰收的棉花和它们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农民热衷于弃稻种棉，一个地方官洞悉了个中奥妙，那就是：“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至于卖布买米或是相应地卖米买布，不仅使朱元璋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再铁板一块，农民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化进程。

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最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庙宇。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庇护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棉花产地和工场最密集的纺织基地。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 *** 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之一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之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庙宇，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空前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人间烟火。

400多年前，当上海还是一座咸腥海风吹拂的江南小镇时，那一年，为母守孝的徐光启在他滨江的老宅里，为他的《甘薯疏》写序。他感慨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数人却固执地认为，一种作物只能生长于一个特定地方，误以为就像貉越过汶水就会冻死，桔移栽到淮北就变成枳那样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这些胶柱鼓瑟的认识截然不同，徐光启坚信，能够引种的作物是大多数，不能引种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不画地为牢，如果积极引种，那么“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饥殣”。

仿佛是为了应验徐光启的预言，踏浪而来的洋作物在中国大地上纷纷落地生根，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简单的隐喻：与时俱进既包括自身的进步，也包括对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古人的总结要言不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聂作平）

土豆为什么又叫马铃薯，你知道土豆的历史渊源吗？

土豆因为它属于草本植物所以它是生长在土壤中圆形的块茎状形体，又因它的整体形象比较像豆子而又是土中的作物，所以大众普遍通俗的就称之为“土豆”，马铃薯而是土豆的学名，只因它的外形酷似跟马的铃铛而得其名！

土豆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5000年的秘鲁与智利地区，土豆传入中国是在明朝晚期，而它的传播途径是由西班牙在1536年引种到欧洲，之后英国殖民印度期间在南亚与东南亚均有种植，当时有一位菲律宾华侨将土豆种子藏在马的身体上躲过了西班牙人严格的检查偷偷带入了当时的明朝。

土豆在清朝中期才得到广泛的种植，现在主要在中国跟美国以及较少国家有较高的经济与营养价值，因为它可以当作正餐使用，所以它也在水稻、小麦、玉米之外被称为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

更何况土豆的营养成份特别丰富，尤其是维生素C的含量比许多水果都要高，而且土豆含有的纤维素比较细嫩，含有大量对胃有保护作用的黏液蛋白，所以在生活中多吃土豆对身体是相当有益的。

你知道吗？瓜子、花生、辣椒、土豆都原产美洲，明末才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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