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蜗居》首播，仅播出四天，收视就一路绝尘，荣登电视剧排行榜前列，收视创下历史新高。
《蜗居》大胆启用了李念、文章、海清等新人，并且前期是零宣传，《蜗居》硬是凭着现实的剧情和演员出色的演技，“杀”出一条血路，还捧红了这几位新人演员。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经济危机，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都非常大，而《蜗居》正好反映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广告户外晶彩格广告反光膜大 *** 喷绘夜光膜反光贴交通指示牌标识标志 这一引发讨论，自然就被“上面”盯上了，于是播了一半的电视剧遭到多家电视台禁播，就算到现在也不让各卫视重播，连网播也删减了很多内容。
有人说《蜗居》拍的太压抑太现实，内容也敏感，确实该被禁播。
也有人说《蜗居》是难得的内容和口碑都在线的国产剧佳作，被禁播太可惜。
那么《蜗居》到底是哪里触碰到逆鳞被禁播的呢？下面，院长带大家走进——禁播剧背后的秘密。
1内容太敏感
《蜗居》融合了太多敏感的元素，比如房奴、蚁族、贪污受贿、强制拆迁等等，从方方面面展现出现实的残酷，以至于观众看了会陷入压抑。
广告大叔：认准这款真传奇，一刀7777亿，一分钟100级! 海萍一家买不起房，只能暂住弄堂，厨房在过道里，大家共用一个灶，还得防着邻居偷用自己家的油盐酱醋。
海清想逃离困境，但是苦于房价压力，吃的是挂面配榨菜，衣服跟妹妹俩人换着穿，连襁褓里的女儿都无奈送回家乡，由父母代为抚养，思念孩子拨打的长途 *** 都要掐着秒挂。
这个设定就是背负着买房压力的青年观众本人！泡沫经济，经济危机，房价飙升，压力倍增，一代人年纪轻轻就被高昂的房价压成房奴，尽管大家心知肚明，可这样 *** 裸的把底层的悲哀摆出来，《蜗居》还是非常刚的。
海萍的妹妹海藻大学毕业，初出茅庐，在单位小社畜一枚，在和同为公司职员的小贝相恋后，两人也感受到攒钱买房的辛酸。
而恰好海藻在工作中遇到了有钱有势的市长秘书宋思明，老男人对海藻一见倾心，屡次帮助海藻、海萍两姐妹度过危机，海藻尝到甜头后便沉溺其中，小贝：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瞧这写实的剧情，几乎要把她为难死的那几万块钱，对那个男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听了不禁笑出来的小数目。人家挥挥手指就能办成的事，到了我们这儿却困难如山。
要说宋思明的年纪都能当海藻爸爸了，再加上宋思明职业的敏感性，这种“忘年恋”都敢拍，《蜗居》很刚×2。
而宋思明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不法奸商和自己谋取利益，聚集大量不法之财，最终东窗事发，海藻被宋思明的老婆一闹，肚里的孩子没了，连子宫都要摘除，宋思明在抵抗抓捕逃跑时，听到这个消息，一不留神撞上了大货车，就此领了盒饭。
可能有些人“三观取决于反派的五官”，可现实中名利双收的老男人们才不会做赔本的买卖，能在官场爬到这个位置，谁还不是个“人精”了。
这些敏感的内容整合在一部电视剧里，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敢拍了，所以当时被禁也是在所难免。
2台词、剧情太大胆
《蜗居》里海藻为情所困，周旋于小贝和宋思明之间，在这儿夸一夸李念，由于剧情需要，她可为这部剧付出了不少。
院长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就是：海藻骗小贝出差，其实是去找宋思明了。晚上小贝跟海藻通 *** ，还帮海藻分析姐姐海萍的举动异常，以为海萍在外面“有人了”，殊不知，自己的女朋友正在别人怀里。
通话过程中，海藻不小心叫了一声，小贝忙问海藻情况，海藻撒谎称磕到脚了，后来又骗小贝说是有蟑螂。其实此时小贝已经心生怀疑，还在 *** 问海藻：“你爱我吗？”
海藻匆匆回应：“我爱你”，赶忙挂断 *** 。
院长看到这里还真是蛮心疼小贝的，他的直觉应该说猜到了海藻有事瞒着他，但是因为太爱她，小贝选择自欺欺人。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台词和截图，是小贝、海藻、宋思明的对话，比较露骨，院长就放在评论区吧，各位感兴趣的看官请移步评论区。
3真实改编
据说该剧被封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故事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宋思明和海藻是都有原型的。
院长就不展开讲了，感兴趣的可以去自行搜索。
院长想说的是《蜗居》里“钉子户被逼跳楼”的这一情节，这段也是映射了一个真实事件。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安福路交界的黄金地段，有片烂尾荒地，原本叫做“麦其里”，动迁公司纵火烧死钉子户，后来被判刑了。
戏剧来源于真实啊，这些真实事件很容易让观众上火，触发某些情绪后就不好收场了，所以被禁播在情理之中。
院长当初看这部剧的时候，最恶心的人不是宋思明，也不是海藻，是她姐姐海萍！
海藻陷入深渊是海萍一手推进去的啊，海萍几乎得到了宋思明给的所有的好处：
●宋思明借了她6万块钱;
●宋思明给他们临时住豪宅;
●宋思明把她老公苏淳从局子里捞了出来;
●宋思明帮她要回了公司克扣的年度奖金;
●宋思明帮她找到了中文家教的工作。
整到最后妹妹流产自闭了，海萍站在道德制高点还说了一大段心灵鸡汤：
“人要学会投资，而不是投机。”
我呸，好处你都沾了，怎么还真以为自己在这个城市立足，是完完全全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吗？还不是吃尽了妹妹做二奶的红利！
其实假如海藻不当宋思明的二奶，选择和小贝一起努力奋斗，也能在这个城市站住脚，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可能就是这种幸福来得会慢一些，可却让人踏实。
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曾说：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希望每位女生在面对诱惑时，都能保持清醒。
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蜗居》该被禁播吗？你最讨厌里面哪个角色呢？
民俗写作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意义民俗写作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意义
民俗文化集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于一身，是更具审美质素的生活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几乎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独特叙事技巧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关于阿来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性的话题，从《尘埃落定》 《空山》 《格萨尔王》等小说到诗歌、散文，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几乎涉及民俗审美形态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在不断丰富阿来研究的同时，也在 *** 、方向上影响了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甚至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尘埃落定》在出版后的几年内一度出现研究热潮，但随着其他作品的问世，近几年关于《尘埃落定》的研究势态渐弱。细数阿来的作品，民俗写作一直在作品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因此，通过《尘埃落定》再思考民俗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在民俗审美性的层面深入挖掘民族精神的内涵，对民俗写作和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也不失为少数民族文学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
◎赵学勇
民俗：审美意识的个性化表达
有研究者将民间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农耕民众创用的文化、城乡中下层民众使用的文化，以及审美创造中的民间文化。其中，审美创造中的民间文化是指融合审美主体的人格和理想之后，经过作家选择和加工的民间文化。它是民俗在文学作品中最集中的体现，为作家自由表达理想心声提供了审美空间。我们说，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对民俗风情的描写，而民俗作品之所以富于魅力是因为它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作为青藏高原上“地标性”的精神建筑，《尘埃落定》是一部家族衰落、制度消亡的历史，也是一部风俗史。阿来曾坦言：“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小说中包括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藏族独特的风土人情，神秘的民间禁忌、巫术、宗教风俗等在内的民间风俗是藏族人民历经自然、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长期考验最终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它们内涵丰富、形态各异，是文本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和审美质素，是小说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小说民族特色等审美形态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民俗表现与人物形象塑造
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学的首要使命。尤其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民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作家往往是通过对地方民俗的选择与变形，将其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进而通过典型的个体人物来揭示人物群体身上的普遍特征。有研究者认为阿来“尴尬”的民族身份和“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的独特写作方式，使得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汉藏文化交融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纯正的“藏式”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实不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写作，才使得阿来能够站在文化审美的制高点上，在对比汉 *** 俗的基础上，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寻求民俗文化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独特视点，进而将两者完美结合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尘埃落定》中的一系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正是出自这样的审美情态。
首先表现在民俗化的称谓上。名字本是具有指代性质的符号称谓，当它与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时，就超越了本身的符号功能，成为带有民俗性质的心理期待现象。尤其是在藏族文化中，起名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大多数藏族人的名字都借用佛教表示吉祥意义的词。《尘埃落定》中，传教者兼书记官的“翁波意西”人物设定的初衷是智慧的代表，历史规律的预见者，其中“意西”在藏文化中有“传教者”，“智慧的化身”之意；由于未成亲就有了孩子而使孩子与自己成为家奴的母亲给孩子取名“索朗泽郎”，“索朗”寄寓孩子的一生福德满溢等，仅从取名上就能看出民俗对人物性格刻画的功能所在，民俗化的称谓似乎具有“闻其名，知其人”的功效，是读者对人物最直观的了解，却往往能起到直达作品中心的目的。其次，肖像描写是人物塑造最直观的方式。《尘埃落定》中的肖像描写避开了以往通俗意义上的从身材、容貌到表情、仪态的逐一刻画，而是抓住富有特色的藏族服饰、礼仪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等级属性。“骑一匹白马走在一队红马中间”，“巴掌宽的银腰带”，“累累的珠饰”，“新打的小辫油光可鉴”，土司太太贵族气质的服饰装扮与跛子管家的“破靴子”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人物的等级差异。为迎接茸贡女土司的到来，“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迎客礼仪“大卷的红地毯从楼上，顺着楼梯滚下来。滚地毯的人很有经验，地毯不短不长，刚好铺到客人脚前”铺地毯迎客是藏族独特的习俗，“铺地毯”说明客人身份地位的特殊，铺地毯的行为发生在我看到茸贡土司的漂亮姑娘之后，使“我”好色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此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诗画合一”的环境氛围。小说在“下雪的早晨”，“野画眉的声声叫唤”的美景中开始，先后营造了春日耕作、罂粟遍野、冬日雪景等图景，使得历史叙事小说带有抒情诗般的境界，为人物出场营造了氛围也推动人物性格走向成熟，“我”就是在这些场景中，从最初愚钝无知的“傻子”成为勇敢机智、名利双收的新土司的。
民俗文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民俗在文本审美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民俗是文本叙事的重要一环，具备民俗叙事的作用，也就是“将民俗按一定的叙事逻辑纳入到前后推进的情节链之中，使其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本环节，推动并影响情节链”由于在文字发明之前，主要靠口耳进行文化的传承，所以藏族民间口头文学很兴盛。民间歌谣作为口头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尘埃落定》中前后出现了八次，几乎每一次紧张、带有悬念的故事情节，都伴随着民间歌谣的出现。麦其土司种罂粟的之一年，发生地动。小孩子们“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的歌谣，与到处漫游的蛇，济嘎活佛的寝食难安一起，作为地动的先兆现象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链接点。因为歌谣多是由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所以在内容表达上与小说情节紧密衔接，形式上的对仗、押韵特点，又具有情感表达、沟通交流的作用。此外，部分民俗文化的制约是小说情节冲突形成的基本点，而矛盾冲突又成功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于民族群体而言，民俗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往复的去粗取精的过程，新的异质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进入，往往会与旧的制度规范形成冲突。“傻子”不合常理的做事方式与土司家族千年不朽的家族制度就构成了小说中主要矛盾的两面。在夺权与弃权，故步自封与发展边境贸易，鼓励战争与主张和平等冲突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民俗风情强化文学的地域特性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俗是一个地方生活样貌的集中展现，藏地小说的民俗风情突出表现了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就地理条件而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地处亚欧大陆的中部，藏族原始先民为适应这种海拔高、气候寒冷的恶劣自然条件，在房屋建筑、饮食习俗、服装配饰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日积月累，久经岁月洗礼，形成藏族今天的风俗样貌。藏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因此饮食多以牛羊肉及牛羊乳制品为主，从“整只羊下到锅里”，“茶水飘出香味”，“油锅里起出耳朵形状的面食”，“暖身的酥油茶”等饮食习俗看出地理上的特殊性所导致的民俗上的独特性。藏袍是藏族的主要服装，肥腰、长袖、大襟、右衽，主要由牦牛皮制成，设计简单，讲究边饰，衣袖、衣襟，衣底常会镶上贵重的毛皮和丝绸滚边。碉楼和民居是藏族最常见的两种建筑。《尘埃落定》中麦其家族的官寨属于高碉建筑，一般人则住在石头砌成的两层碉楼里，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这种“人畜结合”的特征明显突出了藏区以畜牧为主的地域化特点。
藏族生活中的部分民俗事象与佛教的精神旨归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藏族忌食狗、马、驴、骡、蛇、鼠等动物，因为受佛教“忌杀生”思想影响，“母亲正龇着雪白的牙齿撕扯鼠肉” 的场景引“我”恶心。在葬俗上，与汉族入土为安的习俗不同，藏族以天葬、水葬、火葬和塔葬为主要葬仪，其中以水葬、火葬最为常见，奶娘德钦莫措夭折的孩子由喇嘛们念了超度经，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战争过后，给阵亡者举行的火葬，麦其土司的大儿子被复仇者杀害后，麦其家族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藏族人民多是通过“水”“火”渠道让逝者肉体回归自然，以追求生者精神和心灵上的“净”。可以说，宗教因素是民俗形成的重要原因，不同地方的民俗，因自然环境、人文制度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诚然，民俗写作在深化文章主旨，观照文本的文化情怀等审美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民俗的价值绝不仅仅表现在文本的审美价值上，透过民俗，深入挖掘隐藏在民俗背后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写作的另一重要意义。
民俗：民族精神的集中彰显
民俗是作品民族特色的外显符号。一般而言，注重对民俗文化运用的作家，常带有强烈的审美超越意识，他们关注社会转型中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关注民俗文化中有助于民族精神建构的事象，注重对生命意义的阐发，认为通过民俗写作来揭示民族文化精神，才是民俗写作的意义所在。阿来正是想通过民俗写作，让人们知道，我们所谓的藏族文学，绝不是已经在读者潜意识中形成的，简单地展示雄伟壮丽的高原美景，展示神秘古老、饱经风霜的藏族生活的“图景式”文学，而是关注在青藏高原这块广袤、厚重的土地上，在相对处于劣势的自然、社会条件下，藏族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体味在神圣宗教信仰的支撑下，历经自然磨难、历史洗涤的，在绝境当中磨砺而成的战胜苦难逆境，敢于挑战的坚毅品质和民族精神。
其一，狩猎民族的“英雄主义”本质。从地理板块构造上来说，青藏高原曾经是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在板块动力的作用下，形成今天山峰耸立、冰雪覆盖的壮丽美景。自然，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不适合发展农耕经济，藏族先民们为维持生存，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原始农耕经济被畜牧业和狩猎经济所取代。长期以来，面对地震、雪崩、火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外族入侵、边界战争等人为灾难的双重威胁，藏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存的不安感和脆弱感，加之，长期与牲畜共存，与野生猛兽斗智斗勇需要英雄人物的出现，使他们形成对救助首领、英雄人物的期待心理。因此，对英雄人物的呼唤，是当代藏族文学的精神取向之一。《尘埃落定》中行刑者尔依父子的忠诚，奴仆索郎泽郎视死如归的行者风采，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为父报仇的忠志不渝，麦其土司的开放乐观、威武勇猛、野心勃勃，麦其大少爷威风凛凛的英雄无畏，都是在社会转型期，面对人文观念、经济发展方式、生存制度等的改变，茫然无措的藏族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依赖的民族精神。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快速发展，在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下，其他民族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英雄人物的领导，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同样需要精英人才，无论何时，呼唤英雄人物都是时代发展永不过时的主题。
其二，多样人伦中对至美人性的追求。将多样的民俗风情和宗教信仰融入创作中，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从善恶美丑不同角度对人性加以呈现是民俗文学常见的审美形态。《尘埃落定》通过民俗写作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专制敛财的麦其土司，勇敢剽悍、聪明神武的麦其少爷，智慧使者翁波意西，视财如命的黄特派员等不同的人物代表了人性的不同层面。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为“傻子”这一中心人物服务的。“傻子”形象来源于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完美人物原型“阿古顿巴”。虽然“傻子”具有病理意义上“傻”的全部特点，但是他具有超越时空、预见一切的能力，具备异乎常人的情商。在等级差异面前，他同情弱者，面对困难，他积极豁达，他洁身自好，不染毒品，他能够机智地看清每一个人，看透每一件事，他能看到土司制度即将消亡的事实，也能勇敢接受现实，迎接挑战，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傻子”形象具有“人性至美”的完美品性。在时代发展的今天，飞速发展的经济、科技使藏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受到强烈冲击，人们精神的极度缺钙，需要从根源上寻找人性最本真的东西，需要至美的人性来填补心灵和精神上的缺憾。“傻子”形象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物质需要和精神价值之间的冲突，历来是人类群体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在追求物质进步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精神的重要性，应该从人性最本真的一面出发，追求人性的至美。其三，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民族品性。青藏高原很多地区的经济主要依赖狩猎和放牧，牧民对草原和牲畜的依附感特别强烈。藏族信奉山神，禁止乱砍乱伐，因为长期以来，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自然有着别样的理解和感受，他们相信人从自然中来，人的生存需要从自然中索取资源，大多数藏族人去世后选择水葬，将自己交予自然，大自然在他们生命中是最神圣的存在。藏族忌食狗、马、驴、螺等动物，因为长期的游牧生活，稀少的居住人口以及内心积蓄已久的孤独感使得他们与动物之间形成最紧密的联系，他们依赖动物，马、驴、螺是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狗是最忠诚的伙伴，加之酥油茶、糍粑、牛羊肉、牛羊乳等饮食都产自牲畜，所以他们与牲畜之间有着最特殊的情感。在这种依赖感的驱使下，对自然的尊重和生命的敬畏成了民俗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藏族人民仍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念最忠实的践行者，这种因民俗而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是促进我们整个民族持续发展、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最后，“家国同构”式的民族凝聚力。《尘埃落定》是一部家族制度的消亡史，也是藏族内部族群的生存抗争史，不同的部落为了生存，表现出强大的超乎想象的族群凝聚力。麦其土司为了强大不衰，团结一心扩张疆域的豪气，波斯使者为了家族强大视死如归的凛然，让我们对民族生死面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望而生畏。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回、 *** 尔、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那里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家族母题为内容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作品不在少数，《心灵史》 《 *** 的葬礼》等都是民族为了生存不屈抗争的血泪史。作为抽象的精神力量，民族凝聚力具有“家国同构”的性质，各个民族为了生存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向心力，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集体的凝聚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是根与叶，存亡相依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离不开民族凝聚力的支撑。
总的来说，古老丰富的民俗信仰和艰苦险恶的高原环境相结合，锻造了藏族人民坚韧的民族品格，形成了藏族精神的核心内涵，那就是对自然生命的敬重，对至美人性的追求，同命运抗争的顽强，为信仰誓死前行的悲壮。开放与内敛并存，达观与忧患并重，坚韧顽强、朴素厚重的生存精神，以及执着坚守，勇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民族精神，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全民族所需要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强大民族精神的支撑。如是，发现、抒写民俗文化，将民俗精神发扬光大于文学的作用正在于此。
显而易见，以阿来为代表的民俗创作，不仅仅是对民族精神的彰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正基于此，研究当代藏族小说与民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以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为摹本，结合民俗的文本表现和人们行为的实际表现，发掘藏族文化精神，并由此普及和影响其他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对保持民族文化的活力，维持民族文化的长久发展，实为有效途径。
麦其土司是傻子的父亲，也是最后一代土司。
他是个天生的管理者，不管对内对外，都有着一套 *** 论。
但同时，他也是个权力的拥趸者，迷恋土司之位，久久不愿让位。
在他统治的几十年中，百姓丰衣足食，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麦其家也成为众多土司中最富有的土司，不仅扩充了自己的领地，还声名在外。
在家庭方面，他娶过三房太太，育有1女2儿，在家庭关系上，一家相处很和谐，并没有出现争权夺利的局面。
这些，他又如何做到的呢？
他渴望金钱和权力，又专注家庭和谐
当初，他能坐上土司，完全是因为弟弟的退让，所以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土司。
作为一方霸主，他结婚的对象，都是其他土司之女，在权力和金钱的交织下，毫无爱情可言。
但是在太太离世后，在多年后，他也没有另娶其他女人。
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孩子身上，他迁就自己的大女儿，任其她自由选择人生和命运，跟着叔叔去了英国读书，而不是一味强求她留在官寨。
对大儿子，百般爱护，将他视为继承人一样培养。
后来，傻子母亲的出现，他才同意结婚，生下了傻子。
虽然傻子小时候的行为怪诞，不如同龄人那般聪明，但他也十分喜爱，虽然惋惜傻子不如自己那么聪明，但是也庆幸他不用争权夺利。
所以，傻子的出现，完全没有给这个土司之家带来多大的改变，麦其土司依然看中大儿子，怜惜傻子。
麦琪土司虽然喜欢金钱和权力，但也看重家庭关系的和谐。
他不愿自己的儿子相互争夺权力，互相伤害，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安心培养大儿子，让他接任土司之位。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给大儿子一颗安心丸，让他不至于加害傻子。
傻子的人畜无害，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缓解了家庭的权力之争，所以，麦其土司一家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一起吃饭，一起愉快聊天。
善待下人，有卓越的管理能力
麦其土司，虽然高高在上，但也会担惊受怕，自己的地位不保。为了更好笼络民心，他愿意宽容对待下人。
不管是管家，还是僧人，他都以礼相待。甚至还愿意跟他们推心置腹，成为朋友。
因为在他看来，虽然自己是土司，但也需要亲信和朋友。
在这点上，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优点，跟下人都能玩到一块去。
麦其土司家的管家，就是一个忠心耿耿，跟随多年的老部下，他很了解麦其土司，又懂得为人处事，所以一直能得到重任。
在土司无法做决定的时候，总是会请教管家的意见。
在对待下属时，他也从来都是优待，从不苛刻。
在他在位时，百姓从未饿过肚子，也未有任何造反之人。
在他一生中，唯一做错的一件事，就是抢走了查渣头人的妻子，杀了这个忠诚的头人，这个错误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后代，导致后来大儿子和傻子的死亡。
能接受新事物，脑子灵活
麦其土司的暴富，源于种植罂粟，再把罂粟卖给 *** ，赚到了更多的银子。
跟 *** 的主动联系，这无异于是麦其土司区别于其他土司的关键点。
对于汪波土司，茸贡土司这些专制又不懂得变通的土司而言，麦其懂得利用位置之便，寻求 *** 的庇护和帮助，主动跟 *** 搞好关系。
在看清形势这点上，没有谁比得上麦其土司。
他深深地知道，众多的土司，都是 *** 管辖下的，连土司之位都是 *** 授予的，所以在紧急关头，麦其土司想到的是，跟 *** 求助。
黄特派员的到来，麦其土司十分开心，因为黄特派员不仅给麦其家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枪支弹药，足以摧毁所有土司。
但麦其土司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理智地接受了黄特派员的建议，在经济上碾压了众多土司，成为最富有的人。
因为麦其土司清醒地认识到，这片广阔的土地，都属于中央 *** 管辖，要不是 *** 的扶持，自己又怎会有先进的武器呢？
在这片土地上， *** 才是更大的王，而自己只要好好当土司就好。
所以，麦其土司并不赞成大儿子到处征战，抢夺其他土司的领地，而是先富裕起来，在经济和民生上赢得好口碑。
写在最后：
这就是麦其土司的聪明之处，自己只能掌控权限范围的事，其他权限以外的事，只能由 *** 做主。
一个识时务，懂得变通的人，才能稳稳地守住了麦其土司这个位置，在几十年里，度过了最荣光的日子。
麦其土司虽然执念土司之位，但是在执政期间，也做过一件错事，导致了大儿子的死亡，但是除开这件事外，他无疑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领导者。
虽没有傻子那般有先见之明，对未来有预判，预感到土司制度终究会被消灭。
但从管理上说，麦其土司身上的，对内对外的一套理论，放在如今也并不过时。
你们觉得是不是如此呢？
《尘埃落定》这本书是阿来所著，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此书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喜欢这本书，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购买，正品保证，7天无理由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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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木桶的故事（警醒无数人）作者：墨谦
来源：国学生活（ID：gxsh789）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有两只桶从马车上掉了下来，一只桶装满了葡萄酒，另一只桶什么也没装。
装满酒的桶慢吞吞地滚着，而空桶却滚得飞快，蹦蹦跳跳，横冲直撞，一路上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路的前方，出现一个转角，空桶仗着自己灵活轻便，丝毫没有放慢速度，结果把自己撞得四分五裂。
而装满酒的木桶，看到转角后，早已提前就开始减速，最后抵达了目的地。
水太满则溢，弓太满则折。
事物如此，人亦是如此，若是乐而忘形，就离麻烦不远了。
有人说：“我不怕自己没能耐，我怕的是以为自己有能耐。”
腹内空空的人，只会夸夸其谈以掩饰自己的短处。
唯有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做人做事从不声张。
壹
越没本事的人，越爱表现自己
人生在世，需有藏的智慧。
示弱并非懦弱，而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态度；
古人云：“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识量过人者，能之。”
当事情陷入僵局时，比起匹夫之怒，血溅五步，不如主动后退一步。
如果刘备不懂藏的智慧，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三国鼎立；
如果越王勾践没有隐藏实力，自然也不可能打败吴国。
看似示弱、懦弱，实则是做出缜密而长远的思考，以待来日，谋定而后动。
《庄子·徐无鬼》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吴王带着随从登猴山，山上的猴子们被吴王一行人，吓得四散而逃。
唯有一只猴子留在原地，在吴王面前卖弄着它的灵巧。
吴王没射中，便命令随从一起追射这只猴子，最后猴子惨死在箭矢之下。
吴王跟身边的好友颜不疑说：“这猴子仗着灵巧，不顾场合地卖弄自己，才以致于被诛杀。
你要引以为戒，不可傲慢无礼，在人前显示和卖弄自己的雕虫小技。”
颜不疑把吴王的话记在心里，放低自己的姿态，变得谦逊近人，为世人所赞扬。
许多人像这只猴子一样，有点技艺就四处卖弄，有些得意就忘乎所以。
却不知喜欢卖弄的人到最后只会弄巧成拙，被人笑话，甚至招来祸端。
藏而不露，才是智人之举。
不逞一时之能，不争一时之快，用明哲保身的方式，减少损失和麻烦。
以低调处世，人生之路，才能走得更宽、更远。
贰
有本事的人，其貌不扬
《菜根谭》有这样一句话：“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处。”
因为不在意，不积极的表现，让对方放松了警惕，所以才能一击制胜。
不是他们有多厉害，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实力有清楚的认知。
明白何时该进，何时该退。
古人有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大海无论有多深，它从不言明；
做事沉着稳重的人，从不会说自己有多厉害。
湖边长着一棵粗壮的大树，大树不远处还有一片芦苇。
枝繁叶茂的大树，经常讥笑瘦小的芦苇。
远处飞来的鸟儿告诉大树，狂风即将到来
大树嘲笑芦苇说：“等狂风一来，你们这么瘦小，肯定会被吹得七零八碎。”
面对大树的嘲笑，芦苇们如同往常一样沉默不语。
狂风把湖水吹起很高的浪，大树的一些树枝也被吹断了，风越吹越大，不停地摇撼着大树。
在狂风和暴雨的侵袭下，大树被刮倒了。
雨过天晴之后，倒在湖边的大树看见弱小的芦苇没受一点损伤，便问芦苇：
“为什么我这么粗壮都被风吹倒了，而你们这么柔软却一点事都没有呢？”
芦苇说：“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无力，会在风吹来时低头，而你仗着自己粗壮有力，拼命抵抗，所以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书法中也有藏锋的说法：藏锋以包其气，露锋以纵其神。
平日里藏得住，关键时刻便能发得了力。
老话常说：“谦受益，满招损。”
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在不声不响中，把事情做到了极致。
他们懂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
既是虚怀若谷的格局，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
叁
成大事者，沉得住气
老子曾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那些凡是过度想表现自己，最后都会因用力过猛，毁了原有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因为一点成绩，就变得自我膨胀。
迟早会因后力不足，底蕴不够，力竭而败亡。
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了一个傻子逆袭的故事。
雪域高原上，麦其土司家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英勇善战，小儿子憨傻犯痴。
当所有的土司都在种 *** 时，傻子却主张种粮食。
结果，当年 *** 价格大跌，陷入了粮食危机。
这也改变了老土司对二儿子的认识。
大儿子为了得到土司的位置，来到领地边界打算大干一场，击退来要粮食的其他土司。
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急求战果的他选择和来势汹汹的土司硬碰硬。
其实，他只要守在堡垒里，粮仓就不可能失守。
但他急于求成，结果在一次长驱直入中，被人埋伏，队伍损伤惨重，粮仓也失守。
反观傻子弟弟通过和平的方式，不费一枪一弹，不仅守住了粮仓，还通过集市贸易获得了无数的银子。
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厚积薄发，放低自己的姿态，而不是冲动行事，致使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世间沧海桑田，风水轮转。
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不如意，雨也不会一直下。
越是急燥，自己的空间越狭小。
别让自己被情绪带着走，沉得住气，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肆
人生如麦田，放眼望去，皆是稻穗。
但其实，昂头的是稗子，低头的才是稻穗。
越是空空如也的稗子，越要把头抬得老高，招摇显摆。
而那些饱满的麦穗，一声不吭，独自成熟。
人生之路，道阻且长。
发现自己的无知，需要相当程度的认知；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需要极大的自信。
愿你我，在岁月的打磨下，都能变得更睿智和通透，得意时中不骄不躁，失意后安之若素！
转载自《唐诗宋词元曲》公众号
重读《尘埃落定》：从“傻子”的形象说开去《尘埃落定》
阿来的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于1998年，这部在十几家出版社辗转了4年才得以出版的作品，于2000年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阿来41岁。《当代》杂志在转载《尘埃落定》时，将其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中迄今为止写少数民族题材的更佳作品”。《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家族为叙事背景，展现了康巴藏区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溃败毁灭的独特而又凄婉美丽的挽歌”。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整个创作过程时说，他对土司制度的历史做了详尽的考察，“我有七八年时间没写作，就到处走走。阿坝那个地方几万平方公里，乡一级的建制，三四年时间我跑遍了。口传的故事也好，地方性史料也好，都指向当地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到底是什么，要把所有材料弄懂”。显然，无论是《当代》杂志的评价还是阿来自己的陈述，都让我们隐约感觉到，《尘埃落定》是一部力求真实展现康巴藏区的史诗，是“藏族人写藏族人的故事”，作品体现了民族的“宏大叙事”。
然而，《尘埃落定》却并没有带给我们沉重的历史感。文本没有精确的时间点，只有模糊的时间段的叙述：白色 *** 对红色 *** 的围剿、红色 *** 把白色 *** 打败了、白色 *** 的军队开走了，在开篇部分，我们甚至需要从麦其土司“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 *** 去告状”这样的叙述中来获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跳跃的时间链中，阿来借历史来完成自足叙事的创作初衷跃然纸上，历史叙事在他的笔下幻化为寓言式的诗性叙事。阿来说：“服饰、建筑、风俗、典章制度，我保证都很真实。但进入到故事领域，就是我的虚构。”这样的诗性叙事不是要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而是要在一个土司家族的毁灭中揭示出面对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相对弱势的藏地所表现出的蕴藏着集体无意识的诗性智慧。
显然，傻子少爷是诗性智慧的承载符号。傻子的一生都在经受着“聪明”与“傻”的拷问。在他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聪明人和傻子。如果仅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傻子似乎确是一个傻子，“土司的之一个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土司的。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但这个傻子又往往能洞察聪明人无法洞察到的东西。他明白，“除了亲生母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我是个聪明的家伙，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不能坐在这里，就着一碗茶胡思乱想了”。在种罂粟还是种粮食的问题上，他力排众议，居然和睿智的老土司不谋而合；他比“聪明”的哥哥更懂父亲在边塞建粮仓的深意；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他之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市场，做出了聪明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就连老土司也产生了困惑，“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在一定意义上，傻子的形象本身已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文本反复追问：究竟谁更有智慧？阿来借傻子之口道出了文本中的几个聪明人：“他们不太多，数起来连一只手上的指头都用不完。他们是麦其土司，黄特派员，没有舌头的书记官，再就是这个叔叔了。看，才用了四根指头，还剩下一根，无论如何都扳不下去了。”然而，这些聪明人并不是命运的征服者。老土司引进了 *** ，引发了饥荒，带来了梅毒；聪明的黄特派员竟沦为傻子的师爷；翁波意希是新教的忠实信徒，藐视权贵，视死如归，却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及他视为生命的传播思想的自由；而像“叔叔”那样为民族大义而奔波的人，最终却葬身大海，尸骨无存。尽管，阿来没有在精神、道义上否定这些聪明人，但从“智慧”的角度，他却更加肯定“傻子”的智慧。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的诗性智慧，潜藏着 *** 族的集体无意识，带有文化原型的意味。
阿来曾说，傻子的原型就是藏族民间传说中的智者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藏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智者，像阿凡提。我是之一个通过写书为他画像的，但我喜欢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阿古顿巴这个形象再一步变异，就成为《尘埃落定》的主角——土司的傻儿子。”早在1986年，阿来就在发表于《 *** 文学》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中对其形象做了很大改变。首先是出身。在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的身份并不确定，并往往因其挑战的对手而发生变化。面对暴君，他就是机智的仆人；在愚蠢的领主面前，他则化身为聪慧的奴隶等等。但无论何种身份，阿古顿巴无一例外都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是广大贫苦大众的代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理想和心愿，是藏族民间智慧的结晶。但在阿来笔下，阿古顿巴则化身为领主家的少爷，成为了统治者行列中的一员，同时，整个文本所凸显的也不是其超人智慧，而是他背弃了自己的阶级在流浪中完成的内心自省和精神超越。正如文中最后所写，“黎明时分，阿古顿巴又踏上了浪游的征途。翻过一座长满白桦的山冈，那个因他的智慧而建立起来的庄园就从眼里消失了。清凉的露水使他脚步敏捷起来了”。在阿来笔下，阿古顿巴从一个民间英雄转身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智者，他的智慧已超然世俗之外，表现为对人生真谛的洞察和对诗性自由精神的追寻。阿来笔下的阿古顿巴，不是民间故事里扬善惩恶、帮助民众脱离苦难的精神“救世主”，而是放弃了以智慧救赎的责任，最终选择了孤独的远行。远离尘世浪游的阿古顿巴去追寻的是一种大智慧，诗性的智慧，也是能够洞悉生命本真的智慧。阿来对阿古顿巴这个 *** 族的民间英雄所做新的解读，赋予了这个文化原型以新的内涵。阿古顿巴以原型的力量集聚着 *** 族的更高智慧同时又超越了这一智慧，抵达了一个充满智慧、哲理、人性和自由的境界，一个寓言般的诗意境界。这一点，在《尘埃落定》的傻子形象中得以承继，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限感慨：“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
《尘埃落定》创作于1990年代初中期，阿来说：“我是1994年春天开始写的，当时我家窗外有一片白桦林，我情绪的起落也与它一致。写的时候它开始抽芽，然后繁盛，我的故事丰满起来；到了秋天辉煌的时候，故事也到了更 *** ；当树叶残缺斑驳时，故事终于尘埃落定了。我写得很投入，当人物命运激荡时，我心潮澎湃。所以说，《尘埃落定》也是我当时情绪状态的一种描述。”而傻子的智慧正是阿来这种写作情绪的镜像呈现。阿来沉浸在“天人合一”的写作状态中直抵生命的真谛，建构了一种关于诗性智慧的寓言，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民族。不难看出，阿来此时的创作已摆脱了像《旧年的血迹》这些早期小说中所流露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视域，他反复提到，“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特别而特别”，“我借用异域、异族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尘埃落定》是阿来试图摆脱民族身份桎梏的尝试。其实早在1980年代，阿来就开始大量涉猎拉美文学，如聂鲁达、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作家的作品。阿来认为，这些作家“在本大陆印第安人编年史家这个位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为本大陆的现在和过去而工作，同时展示与全世界的关系。他们大多不是印第安人，但认同拉丁美洲的历史是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个源头”。由此看来，探究藏地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才是阿来创作《尘埃落定》的初衷。傻子的“傻”源自 *** 族的民间智慧，但这种智慧却具有普遍意义，折射出了关于人类终极思考的寓言。
在一定意义上，“傻子”在阿来的文学创作中带有“原型”意味。文学批评家张学昕曾以《朴拙的诗意》为题来研究阿来的小说创作。他指出，“阿来小说的人物形态是‘拙’的，结构形式是‘拙’的，叙述方式是‘拙’的，即使那些掩藏不住的诗性的语言也荡漾着‘拙’意”。“拙”俨然成为阿来的创作中一个流动的内核。当然，流动中的“拙”并非一成不变。《尘埃落定》中，傻子智慧的诗意蕴藏着一种无奈的怅惘，或许正是因为能够“预知未来”，傻子才时常表现出一种“知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态度。他安于妻子的背叛，安于哥哥对他的算计，安于仇人的复仇……“安之若命”的傻子是忧伤的，因为他知道结局无可改变，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局限。毕竟，洞悉生命的真谛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命运的抗争，或许这种抗争本身并不明智并不智慧，但却会带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感和精神力量。我想，阿来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云中记》中的祭师阿巴便呈现出了另一种诗性的智慧。文本中的阿巴也是“傻”而“拙”的，但是他的“傻”不同于傻子的“通灵”，他无法预知未来，作为一个祭师他甚至无法与亡灵沟通。然而，当人们被告知云中村不久后将随着地质滑坡在整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在一般人眼里最“傻”的决定：坚守在云中村为亡灵招魂。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阿巴让我想到了《神异经》中的“西南大荒之人”，拥有一般凡人无法企及的四个名字：“圣”“哲”“先通”“无不达”。“先通”是天之灵赋，“圣”“哲”则关乎人伦。这就意味着，神性的“先通”与人性之“哲”相融通便可抵达人的更高境界——“圣”。而一旦为“圣”便可“无不达”。这也就是古人所推崇的“圣智”。“圣智”之人怀有宇宙中更高的自然智慧，兼有最为健全的人性和更高尚的品质，总是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美德，是人中之圣。 *** 、黄帝、炎帝、神农、大禹便是“圣智”的代表。他们打通了神与人、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在这个意义上，傻子的诗性智慧呈现的是一种“自觉”，而阿巴营造的诗意则是“觉他”。《尘埃落定》在对“傻”的形而上的建构中，将藏地的民族图谱绘制到世界图谱中，而《云中记》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作为作家的阿来，实际上已从民族走向世界，再从世界回到了自我，以充满自信的主体意识去承担了一个优秀作家的使命。
文/梁海
马尔康西索村：背靠文化大树 打好乡村振兴牌白茫茫的雪地，宏伟森严的土司官寨，天生弱智却能先知先觉的麦其家二少爷以及他美丽的妻子塔娜……这是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场景，其原型就是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
官寨位于卓克基镇，建筑风格融和藏、汉民族精湛的建筑艺术为一体，被美国著名作家《 *** 》副总编索尔兹伯里赞誉为“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1988年官寨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官寨也有丰厚的红色文化。“长征时期，阿坝州是红军整个长征途中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最多的地方，有11次。其中一次就是卓克基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当时在这儿开了会之后，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筹粮休整，所以官寨被称为北上驿站。”卓克基土司官寨讲解员严木初崩告诉我们。在2005年，官寨被列入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旅游景区之一。
现如今，卓克基土司官寨作为国家级4A景区，吸引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在其中感受它的美和体验它重要的历史价值。据了解，今年1至8月，官寨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景区收入141万元，收入同比增长65万元，增幅131.8%。由此带动和官寨仅有一河之隔的西索村民宿、餐饮全面提速发展。西索村依托卓克基土司官寨这张文化名片，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的收入结构和收入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西索村
西索村一隅
背靠”大树"的西索村，保持了嘉绒先民“垒石为室”的石木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村寨。我们走进西索村村口的之一家农家乐，看见主人泽朗斯玛的庭院里正在装修扩建。据了解，泽朗斯玛看准了卓克基土司官寨带来的旅游市场，在2006年便开始做起了民宿生意。随着不断地扩建，截至目前，泽朗斯玛的民宿从只能接待10余人到现在能接待36人。泽朗斯玛说：“作为家里的唯一劳力，我需要照顾两个年迈的老人和供两个孩子上学。以前我只能靠种地、打点小工来赚钱，日子过得很紧巴，现在通过搞旅游可以让我们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过得宽宽裕裕的！”
泽朗斯玛正在接受采访
随着 *** 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强，来卓克基旅游的游客也逐渐增多，现在西索村里大部分居民都做起了旅游接待，成为了“旅游人”。游客的选择面宽了，对住宿、餐饮的要求也提高了。也因如此，促使西索村的旅游服务质量逐渐优化升级。泽朗斯玛向我们介绍到，“以前我们家的‘民宿’一栋楼一个厕所就够用了，现在是一层楼一个厕所都不够用，我只能通过不断地优化设施和提高服务态度来吸引更多的客人。”
泽朗斯玛的农家乐正在施工
在西索村桥头，一眼就能认出三郎罗尔伍的唐卡画室，他家门口挂满了各种荣誉匾牌。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他的画室体验独具特色的唐卡艺术。日前，三郎罗尔伍的唐卡画室被列为四川省之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基地。
三郎罗尔伍正在介绍独具特色的唐卡艺术
西索村背靠文化这棵大树，勾勒出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卓克基土司官寨浓厚的历史文化给西索村的旅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高质量发展旅游业，为村民增收提供了动能。村民路业康是西索村之一家做旅游接待的村民，他说：“外国游客把我叫做‘Number One’，做旅游接待比起以前种地，收入能翻好几倍嘞！”（谢川霞）
重温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跟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去旅行，今天我们来到阿坝州的马尔康市，在当初红军停留了一个星期的卓克基镇西索村参观了著名的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现在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它位于国道317线和省道210线交汇处，是整个阿坝州马尔康市影响力大、资源品位高、文化底蕴深、以嘉绒藏族文化为核心的标志性旅游景区，整个景区包括卓克基土司官寨、西索民居、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等众多景点。
卓克基官寨融藏、汉民族精湛的建筑艺术为一体，曾让来访的美国著名作家、《 *** 》总编索尔兹伯里发出“世上少有的建筑奇观、“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等惊叹，在当年的红军长征途中，多位首长曾在此居住，并称其为“红军长征期间最有特色的建筑”、“古有郿屋，今有官寨”。
这座被拿来与东汉郿坞相比的川西城堡，从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以来的70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卓克基土司办公的衙署，也是土司及其家眷生活的地方，它是一个融办公、居住、防御、礼佛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民族建筑。
据土司官寨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是嘉绒藏区东去汶川进入内地的必经之路，被称为扼控川西北高原山地交通的锁钥。卓克基土司官寨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原建筑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一栋四层碉楼，但在1935年6月被红军占领后，一位土司手下的人带领10名士兵乘着夜色回来将官寨焚毁，现在的建筑是末代土司索观瀛于1936年亲自创意设计并组织重修的，在保留嘉绒藏族建筑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汉族四合院的元素，使其独具特色。
卓克基土司官寨以中间的天井为中心，正面的北楼为五层西索民居式建筑，单层面积达1500平方，正面南楼为一楼一底的建筑，底层是整栋城堡的大门，二楼为汉式会客厅，又叫外宾厅，是土司接待汉族官商客旅的专门场所，顶上是平层，如今成为观景的大阳台。
土司官寨正对面的主楼为四楼一底，一、二、三层为库房、客房、茶房等，四、五层正中为大经堂，两侧则对称排列着黄教、本教等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经堂，四层经堂墙外有悬挑出墙外的木质转经回廊，廊内安置有一列牛皮包裹的木质经筒。
据导游讲解，土司索官瀛在当地管辖地一共有有十八个村寨、五条河域、一个母官寨、六个子官寨。而这座气势宏伟的卓克基官寨便是他的母官寨。每年春暖花开时，土司会带着他的卫队到辖区巡视，在子官寨里停留十天半个月，子官寨平时由头人们管理。
索官瀛1900年出生在阿坝州汶川县瓦寺土司家，他的父亲索代兴的遗愿是让他当瓦寺的土司，但他的叔叔索代赓有篡位的野心，预谋抢夺土司印，身处险境的索观瀛被从立宪赶来的舅舅王大成救走。按约定，索观瀛入嗣卓土，任第十六代土司。
索观瀛在当时算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土司，从1912年执政到1943年传位给他的二儿子，他在卓克基一共做了31年的土司。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索国纲被认定为 *** 夏尔折曲尔坚扎巴旦丹大堪布的转世活佛，二儿子索国坤，也就是《尘埃落定》中的傻二少爷的原型，其实现实中的他有一点懦弱，而且对权力不太感兴趣，属于大智若愚型。
他在担任土司的期间，为了巩固政治地位，和 *** 的关系很密切，在阻截红军时被蒋介石委任为“卓、松、党三土游击司令”，与 *** 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关系极为密切，曾于1940年委任他为绥靖公暑少将参军。但是后来他慢慢认识到了 *** 的正确路线，于是坚决拥护 *** ，接受新事物，成为了解放后阿坝州之一任副州长，并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为阿坝州的建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我在卓克基观官寨的三楼平台上升起无人机，可以看到它所在的位置是一个三江交汇之地，虽然藏于马尔康的大山之中，却是一片难得的沃土，在土司官寨的对面是一个古村落，是当时土司的官员们居住的地方。
在此交汇的三江分别向三个方向延伸，虽然河谷的两边都是高大的群山，但河谷地带却是川西难得的肥沃梯田，从空中俯瞰，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卓克基土司官寨是一座藏在马尔康大山中的石头城堡，既有嘉绒藏族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汉族的建筑智慧，同时又因为红军长征的时候在此停留过一个星期，主要领导皆居住在官寨之中（由于有的信息较为敏感，所以不作展开讲述），所以又有浓浓的红色基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此游览，可以到边上的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
